延安考察学习感想之十二：关于历史周期律的思考——延安考察活动感想
2012-05-18 点击量： 3544
来源：工经所 唐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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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张养浩(元)《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一、可怕的历史周期律
1945年，为推动国共合作，毛泽东特邀黄炎培等五位国民参议员赴延安考察访问，黄炎培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周期率”问题，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乃至国家，都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建立的社会可以通过民主建设跳出该周期率。黄、毛二人的对话后来被人们传为“窑洞对”。
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有三个特点：一是周期性。也就是说，“历史周期律”是一条周而复始的历史定律，“鹿亡秦，蛇兴汉”，兴衰治乱，循环不已。二是普遍性。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无论哪一个朝代，无论哪一个政权，无论哪一个执政者，没有谁能真正跳出这个周期律。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三是迅疾性。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短命王朝，如秦朝和隋朝，分别只有15年和29年，可谓其兴也骤，其亡也速。南朝170年间，就像走马灯一样换了四个朝代：宋、齐、梁、陈。与南北朝同病相怜的是所谓五代时期，前后短短50余年，天下五易其主，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前仆后继。近代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也只有短短38年。
同样对这个周期律充满担忧还有郭沫若。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是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两个王朝相继消亡，一个是朱元璋开启的朱明王朝，另一个则是李自成领导的大顺王朝。朱明王朝的覆灭，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由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政权，则是在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刚刚建立即宣告败亡，其成败之逆转甚是惊心动魄，让人扼腕叹息。三百年后的1944年，仍旧是农历甲申年，这一年以毛泽东等领导的中国农民革命胜利的曙光已经浮现，此时郭沫若写就了一篇史论结合、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的《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在文章中歌颂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并沉痛地总结了起义的失败原因，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的军事胜利后，却在凯歌声中滋长了骄傲的情绪，最终在战略上、组织上、作风上都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终于酿成历史的大悲剧。这一段让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对每一个后来人，都是不能不重视的前车之鉴。这篇文章首先在1944年3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这一天正是300年前李自成攻下北京的日子。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对郭沫若的文章大加赞赏，并批示有关部门立即刊印，把它列入整风重要文件，让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后来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又提起李自成的教训。毛泽东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二、应当警醒的现实问题
六十年一甲子，转眼之间新中国成立超过一甲子。在这60多年里，特别是改革开发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突飞猛进、文化繁荣多彩、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富足安康、国家实力逐渐增强、国际地位逐步提高，可以说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既是新生机体活力迸发的展现，也是得益于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的辛勤劳作。
可是，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问题都告诉我们，繁荣之下必有隐患。在回顾改革开放之路，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经济领域的改革效能几近衰竭。从08年以来，世界经济低迷的势态逐渐明朗，由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引发的经济动荡逐步扩散，并相继影响到亚洲新兴国家，一场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局势下，如何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建设，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将再一次考验我们的智慧和勇气。而如何改革政治体制，使上层建筑更好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实在是眼前让人费尽思量的当务之急，而革除现存严重的官僚主义则是政治改革的重中之中。
对于官僚主义，邓小平不仅深恶痛绝、恨之入骨，而且一针见血、入骨三分地指出：“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寻人，打击报复，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27页)而官僚主义的盛行则实质上根源于中国的根深蒂固的官僚文化。官僚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组织文化，它是特有的官僚组织规则在组织成员心中内化的产物。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是官僚文化的重要元素。在绝对服从的官僚文化之下，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所有决定和命令，并忠实地加以执行，任何对抗行为都将被视为不遵守规则。但是，对于现代政府组织而言，官僚文化对于公共性的侵蚀是致命的。
三、关于体制改革的思考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官僚文化和官僚主义绝对不是一件好的东西，可是变革它们却又极其困难。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政府存在的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维护领导权威、保持政令畅通不过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因此，公务员首先应服从于公共利益与法律，其次才是服从于上级的决定和命令。现实生活中的上级并非全知全能、永远正确的圣人，完全有做出错误决定、发布损害公共利益与法律尊严命令的可能性，下级公务员不加鉴别地忠实执行，其结果只会给公共利益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在这样的官僚文化统治下，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忠诚于公共利益的公务员更容易被淘汰。
在这一点上，吴思用“潜规则”来解释。吴思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条原则，叫“以不变应万变”，结果就是制度不能轻易改，它基本上是刚性的，遇到困难解决不了，就需要创造具有弹性的“潜规则”，否则就办不成事。同时由于“潜规则”的存在使得官场呈现了“淘汰清官”的规律，不仅清正廉洁的官员生存处境恶劣，而且史上著名的正面人物也摆脱不了收受贿赂的窘境。
文化的影响力向来深厚、悠远，而中国的官僚文化又绵延了几千年，成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东西。它不仅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而且也是压在亿万国人心中不堪重负的石头，成为自由思想和民主政治的绊脚石。文化是规则内化于人心的产物，变革文化必须从变革规则开始。要想真正瓦解官僚文化，首先必须改革公务员管理制度，铲除官僚文化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变革官僚文化从制度更新开始，必须完成两方面的制度创新：一是在国家公务员法中完善公务员申诉与控告制度。在政府体系内部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仲裁委员会，负责受理公务员因遭到上级不公正待遇而提出的申诉；拓宽公务员的法定救济途径，将司法程序引入公务员管理之中，赋予遭受不公正处罚与处理的公务员向司法机关控告上级的权利。二是探索无过错前提下的公务员常任制。在世界范围内，无过错不受上级解雇且能按资历晋升，这是普通执行层公务人员享受的权利；我国也应该进一步探索建立非领导类公务员常任制，保障普通公务人员不会因得罪上级而遭受不公平待遇。惟有通过更新制度取消上级决定下级职业前途的垄断特权，才能够挖掉绝对服从式的官僚文化的制度根基。
四、结尾
遥想当年，红色政权在如此简陋的地方高效运转，运筹帷幄，最终一统江山，其所创造的奇迹让后来人不胜叹息。可是，当历史功勋渐行渐远，改革步伐渐行渐缓，一种忧思之情油然而生，而深深嵌入中国知识分子DNA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忧国忧民的情愫始终萦绕不去。《孟子》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只有官僚文化彻底绝迹，文化变革得以彻底胜利，中国才能从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宿命中彻底解脱出来，实现百姓安居乐业，国运长盛不衰，民族生生不息。
一、可怕的历史周期律
1945年，为推动国共合作，毛泽东特邀黄炎培等五位国民参议员赴延安考察访问，黄炎培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周期率”问题，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乃至国家，都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建立的社会可以通过民主建设跳出该周期率。黄、毛二人的对话后来被人们传为“窑洞对”。
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有三个特点：一是周期性。也就是说，“历史周期律”是一条周而复始的历史定律，“鹿亡秦，蛇兴汉”，兴衰治乱，循环不已。二是普遍性。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无论哪一个朝代，无论哪一个政权，无论哪一个执政者，没有谁能真正跳出这个周期律。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三是迅疾性。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短命王朝，如秦朝和隋朝，分别只有15年和29年，可谓其兴也骤，其亡也速。南朝170年间，就像走马灯一样换了四个朝代：宋、齐、梁、陈。与南北朝同病相怜的是所谓五代时期，前后短短50余年，天下五易其主，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前仆后继。近代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也只有短短38年。
同样对这个周期律充满担忧还有郭沫若。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是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两个王朝相继消亡，一个是朱元璋开启的朱明王朝，另一个则是李自成领导的大顺王朝。朱明王朝的覆灭，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由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政权，则是在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刚刚建立即宣告败亡，其成败之逆转甚是惊心动魄，让人扼腕叹息。三百年后的1944年，仍旧是农历甲申年，这一年以毛泽东等领导的中国农民革命胜利的曙光已经浮现，此时郭沫若写就了一篇史论结合、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的《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在文章中歌颂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并沉痛地总结了起义的失败原因，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的军事胜利后，却在凯歌声中滋长了骄傲的情绪，最终在战略上、组织上、作风上都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终于酿成历史的大悲剧。这一段让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对每一个后来人，都是不能不重视的前车之鉴。这篇文章首先在1944年3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这一天正是300年前李自成攻下北京的日子。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对郭沫若的文章大加赞赏，并批示有关部门立即刊印，把它列入整风重要文件，让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后来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又提起李自成的教训。毛泽东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二、应当警醒的现实问题
六十年一甲子，转眼之间新中国成立超过一甲子。在这60多年里，特别是改革开发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突飞猛进、文化繁荣多彩、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富足安康、国家实力逐渐增强、国际地位逐步提高，可以说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既是新生机体活力迸发的展现，也是得益于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的辛勤劳作。
可是，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问题都告诉我们，繁荣之下必有隐患。在回顾改革开放之路，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经济领域的改革效能几近衰竭。从08年以来，世界经济低迷的势态逐渐明朗，由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引发的经济动荡逐步扩散，并相继影响到亚洲新兴国家，一场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局势下，如何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建设，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将再一次考验我们的智慧和勇气。而如何改革政治体制，使上层建筑更好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实在是眼前让人费尽思量的当务之急，而革除现存严重的官僚主义则是政治改革的重中之中。
对于官僚主义，邓小平不仅深恶痛绝、恨之入骨，而且一针见血、入骨三分地指出：“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寻人，打击报复，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27页)而官僚主义的盛行则实质上根源于中国的根深蒂固的官僚文化。官僚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组织文化，它是特有的官僚组织规则在组织成员心中内化的产物。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是官僚文化的重要元素。在绝对服从的官僚文化之下，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所有决定和命令，并忠实地加以执行，任何对抗行为都将被视为不遵守规则。但是，对于现代政府组织而言，官僚文化对于公共性的侵蚀是致命的。
三、关于体制改革的思考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官僚文化和官僚主义绝对不是一件好的东西，可是变革它们却又极其困难。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政府存在的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维护领导权威、保持政令畅通不过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因此，公务员首先应服从于公共利益与法律，其次才是服从于上级的决定和命令。现实生活中的上级并非全知全能、永远正确的圣人，完全有做出错误决定、发布损害公共利益与法律尊严命令的可能性，下级公务员不加鉴别地忠实执行，其结果只会给公共利益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在这样的官僚文化统治下，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忠诚于公共利益的公务员更容易被淘汰。
在这一点上，吴思用“潜规则”来解释。吴思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条原则，叫“以不变应万变”，结果就是制度不能轻易改，它基本上是刚性的，遇到困难解决不了，就需要创造具有弹性的“潜规则”，否则就办不成事。同时由于“潜规则”的存在使得官场呈现了“淘汰清官”的规律，不仅清正廉洁的官员生存处境恶劣，而且史上著名的正面人物也摆脱不了收受贿赂的窘境。
文化的影响力向来深厚、悠远，而中国的官僚文化又绵延了几千年，成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东西。它不仅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而且也是压在亿万国人心中不堪重负的石头，成为自由思想和民主政治的绊脚石。文化是规则内化于人心的产物，变革文化必须从变革规则开始。要想真正瓦解官僚文化，首先必须改革公务员管理制度，铲除官僚文化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变革官僚文化从制度更新开始，必须完成两方面的制度创新：一是在国家公务员法中完善公务员申诉与控告制度。在政府体系内部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仲裁委员会，负责受理公务员因遭到上级不公正待遇而提出的申诉；拓宽公务员的法定救济途径，将司法程序引入公务员管理之中，赋予遭受不公正处罚与处理的公务员向司法机关控告上级的权利。二是探索无过错前提下的公务员常任制。在世界范围内，无过错不受上级解雇且能按资历晋升，这是普通执行层公务人员享受的权利；我国也应该进一步探索建立非领导类公务员常任制，保障普通公务人员不会因得罪上级而遭受不公平待遇。惟有通过更新制度取消上级决定下级职业前途的垄断特权，才能够挖掉绝对服从式的官僚文化的制度根基。
四、结尾
遥想当年，红色政权在如此简陋的地方高效运转，运筹帷幄，最终一统江山，其所创造的奇迹让后来人不胜叹息。可是，当历史功勋渐行渐远，改革步伐渐行渐缓，一种忧思之情油然而生，而深深嵌入中国知识分子DNA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忧国忧民的情愫始终萦绕不去。《孟子》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只有官僚文化彻底绝迹，文化变革得以彻底胜利，中国才能从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宿命中彻底解脱出来，实现百姓安居乐业，国运长盛不衰，民族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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