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金培：长征开启党的优良作风新征程
2016-10-26
来源：《河南日报》2016年10月26日第13版
作者：唐金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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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长征。作为一次理想信念、检验真理、唤醒民众、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既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也是中共自身建设的伟大转折。长征对党的革命事业尤其对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使党的思想作风、学风、领导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淬炼。正是党在长征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作风，为开启党的革命事业的新征程提供了重要保障。
长征开启了党的思想作风从盲目崇拜共产国际权威到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伟大转折。自成立之日到遵义会议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摆脱共产国际的思想禁锢和苏俄革命经验教条的束缚。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博古等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无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各地的实际情况，固执地坚持从本本和教条出发，对共产国际指示和共产国际代表到了盲从的地步，党的革命事业一度遭到严重挫折。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因电台遭到破坏而被迫中断。遵义会议在没有共产国际指令的情况下取消了博古的党内负责人职权，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最高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自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取消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了党和红军从死亡边缘到绝处逢生的伟大转折，并成功地将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新画卷。
长征探索了党和红军学习教育方式由简单灌输向灵活多样转化。博古、李德掌握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后，盲目照搬苏俄革命的经验，教条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使党和红军中的学风一度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在行军作战中先后开创了一系列灵活多样的学习教育方式方法，极大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的学习积极性。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鉴于当时红军长征过程中党员干部队伍面临的战斗频繁、学习资料匮乏、学习条件艰苦、生存环境恶劣等现实状况，制定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学习制度和要求。比如中央红军师以上政治部专门设立“巡视团”，协助团、营、连指挥员加强学习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军事斗争教育、群众路线教育、军规纪律教育、保密工作教育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广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坚定了共产主义必胜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提高了文化水平，增强了纪律观念。
长征实现了党的领导作风由极少数领导人专制向领导集体民主决策转变。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专横领导作风的影响，党的民主集中制并没有落到实处。特别是博古成为中共中央负责人后，对刚愎自用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言听计从，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压制和打击的办法。他们对红军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以及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与方向问题秘而不宣，甚至连许多中高层军事指挥员都蒙在鼓里。毛泽东等人在通道会议上建议红军改向贵州进军并得到多数人的赞同，成为自第五次反“围剿”后党的军事决策由专断走向民主的转折点。黎平会议上，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得以恢复。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等人对博古、李德等人独断专行的领导方式和作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由于在这次会议上党对于自己所犯错误没有丝毫的回避，并开展了面对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军事决策实现了由少数几个负责人的独断专行向中央领导集体的民主决策转变，从而达到了总结经验教训、拨正航向、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目的。
长征找到了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的新方法。在长征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反复强调严肃党和红军纪律，深入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自觉维护沿途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利益，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严肃自己的纪律，红军对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联系，必须更加密切与打成一片。”1935年5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指挥部发布的《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明确要求，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风俗和习惯，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在少数民族村寨，红军还专门组织召开少数民族群众代表座谈会，讲解和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红军途经地区虽然大多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物资匮乏，但各族群众倾其所有支援红军，参军参战，为红军长征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在苦难悲壮的长征中谱写了党和红军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动人篇章。
长征成就了党和红军在艰苦生存条件下的浴火重生。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党带领广大红军将士与天斗、与地斗、与敌人斗，一路斩关夺隘、抢险强渡，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象的艰难和险阻。面对几十座海拔4000米以上常年积雪、山势陡峭的大雪山和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沼泽密布、荒无人烟的川西北草地，缺衣少食的红军指战员勇往直前、毫不畏惧。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党领导的红军指战员凭着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经受了人类生存极限的考验，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实现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开创了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换的新局面。
虽然80年过去了，但党在长征中淬炼而成的优良作风仍然是新时期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仍然是今天我们打好扶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劲动力。只有传承长征时期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积极进取、开拓创新，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⑩6
(作者系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长征开启了党的思想作风从盲目崇拜共产国际权威到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伟大转折。自成立之日到遵义会议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摆脱共产国际的思想禁锢和苏俄革命经验教条的束缚。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博古等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无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各地的实际情况，固执地坚持从本本和教条出发，对共产国际指示和共产国际代表到了盲从的地步，党的革命事业一度遭到严重挫折。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因电台遭到破坏而被迫中断。遵义会议在没有共产国际指令的情况下取消了博古的党内负责人职权，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最高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自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取消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了党和红军从死亡边缘到绝处逢生的伟大转折，并成功地将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新画卷。
长征探索了党和红军学习教育方式由简单灌输向灵活多样转化。博古、李德掌握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后，盲目照搬苏俄革命的经验，教条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使党和红军中的学风一度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在行军作战中先后开创了一系列灵活多样的学习教育方式方法，极大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的学习积极性。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鉴于当时红军长征过程中党员干部队伍面临的战斗频繁、学习资料匮乏、学习条件艰苦、生存环境恶劣等现实状况，制定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学习制度和要求。比如中央红军师以上政治部专门设立“巡视团”，协助团、营、连指挥员加强学习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军事斗争教育、群众路线教育、军规纪律教育、保密工作教育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广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坚定了共产主义必胜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提高了文化水平，增强了纪律观念。
长征实现了党的领导作风由极少数领导人专制向领导集体民主决策转变。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专横领导作风的影响，党的民主集中制并没有落到实处。特别是博古成为中共中央负责人后，对刚愎自用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言听计从，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压制和打击的办法。他们对红军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以及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与方向问题秘而不宣，甚至连许多中高层军事指挥员都蒙在鼓里。毛泽东等人在通道会议上建议红军改向贵州进军并得到多数人的赞同，成为自第五次反“围剿”后党的军事决策由专断走向民主的转折点。黎平会议上，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得以恢复。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等人对博古、李德等人独断专行的领导方式和作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由于在这次会议上党对于自己所犯错误没有丝毫的回避，并开展了面对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军事决策实现了由少数几个负责人的独断专行向中央领导集体的民主决策转变，从而达到了总结经验教训、拨正航向、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目的。
长征找到了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的新方法。在长征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反复强调严肃党和红军纪律，深入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自觉维护沿途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利益，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严肃自己的纪律，红军对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联系，必须更加密切与打成一片。”1935年5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指挥部发布的《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明确要求，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风俗和习惯，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在少数民族村寨，红军还专门组织召开少数民族群众代表座谈会，讲解和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红军途经地区虽然大多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物资匮乏，但各族群众倾其所有支援红军，参军参战，为红军长征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在苦难悲壮的长征中谱写了党和红军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动人篇章。
长征成就了党和红军在艰苦生存条件下的浴火重生。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党带领广大红军将士与天斗、与地斗、与敌人斗，一路斩关夺隘、抢险强渡，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象的艰难和险阻。面对几十座海拔4000米以上常年积雪、山势陡峭的大雪山和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沼泽密布、荒无人烟的川西北草地，缺衣少食的红军指战员勇往直前、毫不畏惧。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党领导的红军指战员凭着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经受了人类生存极限的考验，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实现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开创了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换的新局面。
虽然80年过去了，但党在长征中淬炼而成的优良作风仍然是新时期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仍然是今天我们打好扶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劲动力。只有传承长征时期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积极进取、开拓创新，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⑩6
(作者系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赵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