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斌:寻根文化热潮的三大特征及发展态势
2016-01-28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4期
作者:张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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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寻根文化热潮,以文学寻根为主带动了文艺界的民族文化热,以姓氏寻根为主带动了海外华人的族群寻根热,以历史文化研究为主带动了全社会的传统文化热,以双互交织的人群寻根带动了寻根文化旅游热,这些热潮最终可以归结为文化寻根与族群寻根两大主流,并形成了若干特征。
一、文学寻根是文化寻根的先导
(一)文学寻根的目的在于文化寻根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艺术界开始盛行文学寻根,直至今日仍是当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课题。从1980年年初沈从文、汪曾祺等乡土作品的复出,到1985~1986年韩少功、阿城、李杭育、郑万隆等青年实力派作家“宣言式文章的集束发表”[1],不少文艺界知名人士参与了此次讨论,虽然“它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和自身矛盾性,无论是它的发生,它的宣言,还是它的创作实践,都与此前或此后出现的文学现象有很大不同”[2];“这场运动缺少一个统一的理论纲领……在对‘根’的理解上也是各执一词”[3],但大家的共同点是——寻根。“根”不仅成为文学滋养的根基,也成为积淀在特定族群土地上形成的文化。可见,寻根文学在论争的开端就已经不单是文学流派的论争,而是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邃的视角,探寻民族文化发展方向的议题。正如韩少功所言:“寻根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歇后语之类的浅薄的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的表现。”[4]寻根派一开始就旗帜鲜明用“根”的概念,而且以为“寻根,就是对我们民族悠久文化的追寻和展示,对这种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的价值的估评”,而且“希图通过自己的创作来展示传统文化对于我们民族自身的影响,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烙下更加粗重的传统文化意识的痕迹”[5],这些特点使文学观点之争上升到了对于中国文化走向的讨论。
这场讨论也从多层面涉及了文化的“变”:一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使得传统文化某种意义上成为先进与糟粕的结合,继承先进、合理的文化基因,扬弃落后、糟粕性的文化元素,成为寻根成功与否的试金石。因此,“一方面,那些结构了中华民族文化基本框架的思想巨人,都是在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民情作了深入的研究之后才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学说的,而那些学说能在这片幅员辽阔的大地上扎下深深的根,便是其符合中国人情的证明;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岂能一概而论!有许多朴实、善良的人,也有绵绵不绝的一些恶人、庸人和蠢人”[6]。“根”的这种双重含义对于寻根方向的把握,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是文化的发展也是不断扬弃的过程,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嬗变,外来文化经过交融,逐渐为其吸收”[7]。这也正是改革开放以后如何面对外来文化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无疑为其提供了类似的样板。从这个角度而言,这种论争可以说是为改革开放所做的文化准备,无疑是“对民族文化的大思考”[8]。
(二)文学中文化寻根的着力点
寻根派的核心是文化寻根,“就是对我们民族悠久文化的追寻和展示,对这种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的价值的评估”[5]。民族文化在论者眼中包含三个方面:
其一,是对远离人类文明教化的、原始的、自然的、本能的、民间的文化向往、发展与体验。“他们被远离近代文明的‘原始活力’所激动,也为儒文化以外的更加开放、更接近自然的庄楚风骚鬼神文化未能弘扬光大而感到遗憾”[9],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单纯地对自然的回归,而是“崇尚在蛮荒险恶的自然环境中滋生的原始文化形态,赞颂由这种文化形态培育出来的强悍坚韧的生命力和勇敢追求的精神”[5]。从韩少功和张承志作品中都可以找到这种最本质、最抽象的文化的源头,“作家们对民族原始思维的溯寻,孕育了神话式思维复兴的可能性”[10],这是论者所追求的最根本的文化源头,也正是文学之根的所在。
其二,是民族文化中的核心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所积淀的最具文化基因的儒、释、道文化。从五四运动到“文革”,传统文化遭到极大摧残,寻根派似乎对其中儒家文化有一种本能的抗争,他们“歌颂原始的、野性的美,歌颂在险恶生态环境中的生命存在形式和生命的巨大张力,来发掘未被儒道文化所浸染和驯化的边地人民与少数民族的阳刚之美和野性风格,借以唤起为儒道文化所扭曲和阉割了的原始的自然朴拙的本真无凿的人格魅力”[11]。尽管在文化的理解上更倾向于返璞归真,但其作品中人物的伦理道德无不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阿城、郑万隆、孔捷生笔下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美好品德、高尚精神,其实都来自民族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滋养,是历史悠久的儒家文化正面价值在现实中的影响和表现”[12]。
其三,是地域文化特色的生动体现。无论是贾平凹的关中民风、郑万隆的关东体验,还是莫言的齐鲁风貌、李杭育的吴越印迹,地域风情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作品中。寻根派所倡导的追寻文化之根是依托地域与民间两条线进行连接的,“寻根的任务就是要把散落在偏僻的边地、山村的、规范之外的、生气勃勃的民间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重新发掘出来”[13]。受长期文化浸润的主人公的理念与底线,有形无形中都在诠释着传统文化中的正能量,民间的、核心的、地域的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链条。
(三)文学寻根论争的启示
回望文化寻根的讨论,虽然他们“主要是就文学的民族精神与文化母体问题各抒己见,而不在于要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的、科学的评价”[10]。这其中提出的文化命题,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仍带有指向性特征。论者对议题的求真精神与虔诚态度对于当代学术重构具有重要意义;这场讨论由青年作家率先提出,并成为其终生追求的创作目标,其境界高度为当今学术发展所借鉴。这场讨论“寻根文学引入‘文化’的概念制造了文学与文化间的盛宴,文学因文化而多了几分厚重的文化积淀,文化亦因文学而引发了浓厚的文化热,并悄然引导中国文学偏离追踪意识形态热点的传统写作,让文学趣味成为寻根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美学品质”[14]。
二、三大文化热助推文化寻根步入新阶段
(一)传统文化研究中的根意识
寻根文学的讨论不但推动了寻根电影的大量出现,也使更多人关注民间文化。“百越境界”走向民间,“从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特别是民族民间文化生活中,去寻找百越文化之根和他们的文化心理素质”[15]。于是,出现了陈哲“土风计划”对“无形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16]。两岸交流恢复后,出现了台湾郭玉娟的关中秦腔寻根,台湾方璧、方安仁父子对安徽黄梅戏的寻根,台湾豫剧团到河南寻根并联排新编历史剧《曹公外传》。探寻传统文化的根也成为重要课题,从文化源头而论,“中国神秘文化的总根是古‘天文’,并由此生出三大文化主干;八卦系统、历法系统、五行系统。其中,《河图》《洛书》也在此根系之内”[17]。不仅如此,“我国的书面文学开始于商代,文学的三种基本样式诗歌、散文、小说均起源于河洛地区”[18]。儒家根源与《周易》具有直接的承接关系,“儒家依据《周易》尊天崇阳和其架构,而构筑了宇宙自然和社会道德一体化的体系,开启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而影响中国文化和思维方法”[19]。学界对诸子里籍研究也是文化寻根的一个层面,有的学者认为“道家从形成到发展,从纯道家到转型为黄老道家乃至黄老道家的鼎盛期,再下而至于玄学,道家的创始人以及主要代表人物集中在安徽境内的涡淮一带”[20]。道家鼻祖老子的里籍在河南鹿邑,庄子的里籍在河南商丘,孔子的祖籍在河南商丘即古宋国,墨子的里籍西鲁说在河南鲁山,“诸子思想,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核心,首先在这里(中原)孕育成型,应该是合乎历史逻辑的”[21],但真正寻根探源,汉字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中国文化研究真正形成较大的寻根热,主要表现在国学热、炎黄热与地域文化热三个方面。
(二)寻根文化潮中的国学热
国学热是以传统文化复兴为主体的文化现象,其背后是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精神匮乏与文化认同,自20世纪90年代形成高潮,以人文精神大讨论为先导引发了对终极关怀的关注,加速了人们对传统核心文化的认识。季羡林、张岱年、庞朴、汤一介、杜维明、南怀瑾、成中英、余英时等著名学者参与了讨论,儒家文化的现代转换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并形成了新儒学复兴运动的热潮。国学是以传统学术为代表的中国思想与中国文化,尤其是“对人生问题探究的各种观念,和对真善美追究的道德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总和”[22],构成了国学的核心。国学热实际上是在新的形势下充实我们的精神世界,重拾我们民族之魂,“真正找回精神之根,重铸精神世界的和谐”[23]之关键所在。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学热已由学界进入全社会,由理论层面进入实践层面。一是学界对其理念表述更加高调。2004年,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王蒙等学者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2006年,汤一介、庞朴、余敦康、李学勤等百余位学者加盟“乾元国学博客圈”,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已成学界主流。二是于丹、易中天、余秋雨、阎崇年、王立群、钱文忠等学者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授传统文化受到了热烈欢迎,国学书籍成为畅销书。三是高校相继成立国学院,兴办总裁国学研修班,以及读经班、童学班、蒙学馆等,汉服与传统礼仪在各地恢复与流行。四是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推广汉语和中华文化,在曲阜举办年度孔子祭祀大典。五是海外的文化寻根活动此起彼伏。虽然国学热也存在一定问题,但其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最关键“是对中国文化的价值重建,确立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和应有地位,寻求和建构文化发展的根基和视界,为中华文化的崛起形成符合时代的文化传统”[24]。
(三)寻根文化潮中的炎黄热
“炎黄文化是指炎黄二族的文化以及炎黄时代以后对炎黄传说进行阐发、认同、重构的文化”[25],该观点为大多学者认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形成了炎黄文化研究的高潮,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复兴高潮的组成部分,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炎黄文化团体出现,研讨活动此起彼伏。河南、陕西、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台湾、澳门地区,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均成立了炎黄文化研究性组织。河南新郑黄帝文化国际论坛、陕西公祭黄陵期间的研讨会,均为长期固定的文化学术活动。二是基础性研究工作成果显著。《炎黄汇典》《黄帝故里志》《黄帝故里通鉴》等书、《炎黄源流史》《黄帝与中华姓氏文化》等著作、《炎黄文化研究》学术辑刊先后出版。三是针对重要学术问题形成共识。如对炎黄史迹、炎黄二帝为中华人文始祖的地位、炎黄文化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文化等问题的肯定;对多学科、多领域共同参与研究予以肯定。四是河南、陕西、湖北、湖南等地对炎黄二帝进行官方祭拜,尤其以河南新郑黄帝故里、陕西黄陵、陕西宝鸡炎陵、湖北随州炎帝故里、湖南炎陵的祭拜活动影响较大。山西、河南、甘肃、湖南、河北、浙江、陕西等地,也对“三皇五帝”为代表的人文始祖进行祭拜,并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
(四)寻根文化潮中的地域文化热
地域文化热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文化热潮的又一特征,一是围绕地域文化推出文化理念。如中原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湖湘文化、齐鲁文化、赣鄱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等,围绕地域文化进行专题研讨形成地域特有的核心价值理念。二是成立机构,出版丛书。依托地域文化研究,各地大多成立了专门学术团体,如燕赵文化研究会、湖湘文化研究会、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中原文化研究中心等;并相继推出了相关研究成果,如《河南通史》《福建通史》《江苏通史》等,大型学术丛书“楚学文库”“中原文化大典”等。此外,围绕地域文化开展了特色研究,如浙江的南宋研究、安徽的徽学研究、湖南的湘学研究、河南的河洛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热深化了传统文化研究,也为真正的寻根确定了根之所在。
三、族群寻根成为凝聚华人的重要精神纽带
(一)美国小说《根》:助推海外华人的寻根热潮
1976年,美国黑人作家阿历克斯·哈利的小说《根》出版,引发了美国黑人对自己祖地的追寻,尽管“《根》对我国寻根小说的出现并未产生直接的影响”[11],但却助推了海外华人的寻根潮。1978年,台湾作家张毅的小说《源》拍成了电影引起轰动,一些港台华人、海外华人开始了寻根历程。寻根热潮历经30多年,“中华文化成为全球华人华侨联系的纽带,世界华侨华人也掀起了一股寻‘根’热,并且因此而加强了团结,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愈来愈大”[26]。
(二)由祖籍地到祖根地:以姓氏文化为主的族群寻根
海外华人的寻根是从其先祖居住地开始的,而“华人华侨资本的投资地除其出生地外,今日的首选地便是其祖籍地。……很多人也正是带着投资意识来寻根的”[27]。这也是东南沿海地区最早开放的优势所在,由东南沿海的祖籍地寻根到内地中原祖根地,则是以姓氏寻根为主体,这种寻根从先祖老家而延伸到姓氏起源地。河南为姓氏文化大省,依人口数量排列的前100大姓中有78个起源于河南[28],笔者1991年正式提出开展以姓氏文化为主体的寻根旅游,以此来“激发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寻根意识,从而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和中原经济腾飞的过程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29]。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2004年至今形成三次高潮,姓氏寻根已成为大中原地区的重要文化现象。
(三)族群寻根的新热点:郡望地、集散地、名人圣迹地
姓氏郡望是汉魏时期所形成的姓氏名门望族,及由此形成的以郡县名称为代表的郡望与堂号,共同构成了家族的共同记忆,如王氏在太原的寻根活动、杨氏在弘农(今河南灵宝)的寻根活动、张氏在清河(今河北)的寻根活动等,均产生了较大影响。历代移民集散地也成为寻根热点,如客家人到洛阳寻根并在郑州举行了世界客家大会,闽台族群多次组团到固始寻根,客家人对闽台客家集散地福建“宁化石璧”的寻根,岭南族群对广东南雄“珠玑巷”的寻根,苏北族群对“苏州阊门”的寻根等。名人故里也是重要的寻根地,东坡后裔对四川眉山的寻根,韩琦后裔对河南安阳的寻根,蔡襄后代对福建仙游的寻根,许衡后裔对河南焦作的寻根等。此外,客家人作为汉民族重要的民系,近年来以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召开为纽带,不但在海外举办大型寻根活动,也在河南郑州、四川成都、江西赣州、陕西西安等地举办相关活动,极大推动了寻根文化的发展。族群寻根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由零散到组团寻根,由海外到海内外宗亲的联合寻根。二是由一般的寻根到世界大会的举行。三是由被动研究到地方与学术单位的联手研究与主动出击。四是由一般的寻根联谊到寻根产业的发展,逐步形成较有特色的寻根经济。”[30]
(四)寻根文化—根文化—根亲文化的发展规律
一是大量成果出版。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姓氏寻根热,大量姓氏书籍成为出版的热门读物。《中国姓氏通史》《百家姓寻根探秘》《姓氏探源与取名艺术》等成果先后出版。谢钧祥的《新编百家姓》《台湾百家大姓源流》、何光岳的《中华姓氏源流史》、袁义达等的《中华姓氏大辞典》《中华姓氏三百大姓》、彭桂芳的《台湾百家姓考》、张新斌的《百家姓》、陈建魁的《中华姓氏文化》等,均为姓氏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二是异名同实的“根”资源。由族群寻根形成了热门词汇“寻根”,寻根的主体为海外华人,大陆拥有大量“根”资源。闽台两地、海峡两岸同根同祖,福建将这种文化称为“同根文化”[31],山西称之为“根祖文化”[32],河南使用“祖根文化”概念[33]。以根为代表的文化资源,尽管称谓不同,均可概称为“根”。2002年,“根文化”概念被正式提出,笔者认为,历史文化资源尤其是河南历史文化中特有的“根文化”,在增强海内外华人凝聚力以及实现祖国统一方面发挥了特有的作用。“根文化”的提出逐渐得到学界的讨论与认同,也被正式列入官方的相关文件。三是族群寻根规律的河南经验。中原寻根30多年来,河南的实践经历了寻根文化—根文化—根亲文化三个阶段,其中根亲文化提出时间不长便得到认可,“根亲文化的提出,反映了以信阳(固始)为代表的中原人的文化自觉。……所谓‘根亲’,是‘寻根找亲’,游子来寻根,祖地主动去寻根,根亲文化表述的就是一种‘寻根找亲’的特殊文化现象”[34]。笔者认为,根亲文化有“因根而亲”与“寻根找亲”两层含义,“根亲文化,就是立足于中华传统伦理文化重亲情、讲乡谊基础之上,依托中原丰厚的根文化资源,强化中原与域外血浓于水的联系所形成的‘寻根找亲’的重要文化现象[35]。
四、寻根文化热潮的发展态势
(一)寻根文化热潮兴起的背景与关系
三大寻根文化热潮的发展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成为寻根文化热潮兴起的关键。改革开放之后,开启了以真理大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及文化反思。一方面,五四时期开启了新文化运动,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如何看待并发展中国文化,始终成为社会精英思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传统文化大多冠以封建主义的标签,尤其是“文革”时期这种思想发展到极致,彻底动摇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基。由此,寻根成为文学创作的前提与首要任务;另一方面,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如何固守民族之根,成为一切有思想的社会精英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三大寻根文化热潮的交织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现象,寻根文学的讨论引发了文艺界的广泛参与和激烈论争,大大缩短了文学到文化的认知与讨论。自此,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对新儒学的讨论也得到了较多呼应,三大文化寻根热潮的形成,受到的关注度也达到空前。族亲寻根活动对于提升民族凝聚力、推动地方各项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对于重新认识传统文化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
(二)寻根文化热潮的发展趋势
文化寻根关键需要寻找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要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机地结合在一块,使其更具有活力,更具有远大的目标。其一,文化寻根的重心在于精神寻根即社会价值体系的重构。未来发展需要特别重视顶层设计,包括体系的完善及对公民社会权利的尊重。价值体系及核心价值理念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是中国对人类的重要贡献。在这种文化重建的过程中,我们自身的决心与能力至关重要。其二,我们要寻什么根,传承什么,丢弃什么,今天仍需要进行广泛讨论。讨论必须触及灵魂,某种意义上不乏是一场思想解放与革命。华夏文明的传承创新要上升为国家战略,要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展示区,将传统文化元素植入现代生活,并使其成为中国人精神风貌的体现。其三,海内外华人之间的互动融合有助于凝聚力的形成,寻根活动要更加活跃,逐步形成根文化网络,将寻根资源形成产业,形成精神震撼的文化洗礼之旅。要在产业上做足文章,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探索新的模式,真正使其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新亮点。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的寻根文化热潮,以文学寻根为先导,以三大文化热助推寻根文化走向高潮,而族亲寻根使寻根热潮更具有持久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是一种与当代中国发展相适应的扬弃,是构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精神寻根上大做文章,以新的高度进行顶层设计、持续推动,在内外兼修的基础上走向世界、影响全球。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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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张新斌.根亲文化的讨论与思考[J].中原文化研究,2014(3).
作者简介:张新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河南郑州450002),主要从事中原文化与先秦历史考古研究。
一、文学寻根是文化寻根的先导
(一)文学寻根的目的在于文化寻根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艺术界开始盛行文学寻根,直至今日仍是当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课题。从1980年年初沈从文、汪曾祺等乡土作品的复出,到1985~1986年韩少功、阿城、李杭育、郑万隆等青年实力派作家“宣言式文章的集束发表”[1],不少文艺界知名人士参与了此次讨论,虽然“它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和自身矛盾性,无论是它的发生,它的宣言,还是它的创作实践,都与此前或此后出现的文学现象有很大不同”[2];“这场运动缺少一个统一的理论纲领……在对‘根’的理解上也是各执一词”[3],但大家的共同点是——寻根。“根”不仅成为文学滋养的根基,也成为积淀在特定族群土地上形成的文化。可见,寻根文学在论争的开端就已经不单是文学流派的论争,而是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邃的视角,探寻民族文化发展方向的议题。正如韩少功所言:“寻根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歇后语之类的浅薄的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的表现。”[4]寻根派一开始就旗帜鲜明用“根”的概念,而且以为“寻根,就是对我们民族悠久文化的追寻和展示,对这种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的价值的估评”,而且“希图通过自己的创作来展示传统文化对于我们民族自身的影响,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烙下更加粗重的传统文化意识的痕迹”[5],这些特点使文学观点之争上升到了对于中国文化走向的讨论。
这场讨论也从多层面涉及了文化的“变”:一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使得传统文化某种意义上成为先进与糟粕的结合,继承先进、合理的文化基因,扬弃落后、糟粕性的文化元素,成为寻根成功与否的试金石。因此,“一方面,那些结构了中华民族文化基本框架的思想巨人,都是在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民情作了深入的研究之后才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学说的,而那些学说能在这片幅员辽阔的大地上扎下深深的根,便是其符合中国人情的证明;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岂能一概而论!有许多朴实、善良的人,也有绵绵不绝的一些恶人、庸人和蠢人”[6]。“根”的这种双重含义对于寻根方向的把握,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是文化的发展也是不断扬弃的过程,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嬗变,外来文化经过交融,逐渐为其吸收”[7]。这也正是改革开放以后如何面对外来文化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无疑为其提供了类似的样板。从这个角度而言,这种论争可以说是为改革开放所做的文化准备,无疑是“对民族文化的大思考”[8]。
(二)文学中文化寻根的着力点
寻根派的核心是文化寻根,“就是对我们民族悠久文化的追寻和展示,对这种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的价值的评估”[5]。民族文化在论者眼中包含三个方面:
其一,是对远离人类文明教化的、原始的、自然的、本能的、民间的文化向往、发展与体验。“他们被远离近代文明的‘原始活力’所激动,也为儒文化以外的更加开放、更接近自然的庄楚风骚鬼神文化未能弘扬光大而感到遗憾”[9],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单纯地对自然的回归,而是“崇尚在蛮荒险恶的自然环境中滋生的原始文化形态,赞颂由这种文化形态培育出来的强悍坚韧的生命力和勇敢追求的精神”[5]。从韩少功和张承志作品中都可以找到这种最本质、最抽象的文化的源头,“作家们对民族原始思维的溯寻,孕育了神话式思维复兴的可能性”[10],这是论者所追求的最根本的文化源头,也正是文学之根的所在。
其二,是民族文化中的核心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所积淀的最具文化基因的儒、释、道文化。从五四运动到“文革”,传统文化遭到极大摧残,寻根派似乎对其中儒家文化有一种本能的抗争,他们“歌颂原始的、野性的美,歌颂在险恶生态环境中的生命存在形式和生命的巨大张力,来发掘未被儒道文化所浸染和驯化的边地人民与少数民族的阳刚之美和野性风格,借以唤起为儒道文化所扭曲和阉割了的原始的自然朴拙的本真无凿的人格魅力”[11]。尽管在文化的理解上更倾向于返璞归真,但其作品中人物的伦理道德无不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阿城、郑万隆、孔捷生笔下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美好品德、高尚精神,其实都来自民族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滋养,是历史悠久的儒家文化正面价值在现实中的影响和表现”[12]。
其三,是地域文化特色的生动体现。无论是贾平凹的关中民风、郑万隆的关东体验,还是莫言的齐鲁风貌、李杭育的吴越印迹,地域风情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作品中。寻根派所倡导的追寻文化之根是依托地域与民间两条线进行连接的,“寻根的任务就是要把散落在偏僻的边地、山村的、规范之外的、生气勃勃的民间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重新发掘出来”[13]。受长期文化浸润的主人公的理念与底线,有形无形中都在诠释着传统文化中的正能量,民间的、核心的、地域的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链条。
(三)文学寻根论争的启示
回望文化寻根的讨论,虽然他们“主要是就文学的民族精神与文化母体问题各抒己见,而不在于要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的、科学的评价”[10]。这其中提出的文化命题,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仍带有指向性特征。论者对议题的求真精神与虔诚态度对于当代学术重构具有重要意义;这场讨论由青年作家率先提出,并成为其终生追求的创作目标,其境界高度为当今学术发展所借鉴。这场讨论“寻根文学引入‘文化’的概念制造了文学与文化间的盛宴,文学因文化而多了几分厚重的文化积淀,文化亦因文学而引发了浓厚的文化热,并悄然引导中国文学偏离追踪意识形态热点的传统写作,让文学趣味成为寻根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美学品质”[14]。
二、三大文化热助推文化寻根步入新阶段
(一)传统文化研究中的根意识
寻根文学的讨论不但推动了寻根电影的大量出现,也使更多人关注民间文化。“百越境界”走向民间,“从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特别是民族民间文化生活中,去寻找百越文化之根和他们的文化心理素质”[15]。于是,出现了陈哲“土风计划”对“无形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16]。两岸交流恢复后,出现了台湾郭玉娟的关中秦腔寻根,台湾方璧、方安仁父子对安徽黄梅戏的寻根,台湾豫剧团到河南寻根并联排新编历史剧《曹公外传》。探寻传统文化的根也成为重要课题,从文化源头而论,“中国神秘文化的总根是古‘天文’,并由此生出三大文化主干;八卦系统、历法系统、五行系统。其中,《河图》《洛书》也在此根系之内”[17]。不仅如此,“我国的书面文学开始于商代,文学的三种基本样式诗歌、散文、小说均起源于河洛地区”[18]。儒家根源与《周易》具有直接的承接关系,“儒家依据《周易》尊天崇阳和其架构,而构筑了宇宙自然和社会道德一体化的体系,开启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而影响中国文化和思维方法”[19]。学界对诸子里籍研究也是文化寻根的一个层面,有的学者认为“道家从形成到发展,从纯道家到转型为黄老道家乃至黄老道家的鼎盛期,再下而至于玄学,道家的创始人以及主要代表人物集中在安徽境内的涡淮一带”[20]。道家鼻祖老子的里籍在河南鹿邑,庄子的里籍在河南商丘,孔子的祖籍在河南商丘即古宋国,墨子的里籍西鲁说在河南鲁山,“诸子思想,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核心,首先在这里(中原)孕育成型,应该是合乎历史逻辑的”[21],但真正寻根探源,汉字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中国文化研究真正形成较大的寻根热,主要表现在国学热、炎黄热与地域文化热三个方面。
(二)寻根文化潮中的国学热
国学热是以传统文化复兴为主体的文化现象,其背后是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精神匮乏与文化认同,自20世纪90年代形成高潮,以人文精神大讨论为先导引发了对终极关怀的关注,加速了人们对传统核心文化的认识。季羡林、张岱年、庞朴、汤一介、杜维明、南怀瑾、成中英、余英时等著名学者参与了讨论,儒家文化的现代转换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并形成了新儒学复兴运动的热潮。国学是以传统学术为代表的中国思想与中国文化,尤其是“对人生问题探究的各种观念,和对真善美追究的道德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总和”[22],构成了国学的核心。国学热实际上是在新的形势下充实我们的精神世界,重拾我们民族之魂,“真正找回精神之根,重铸精神世界的和谐”[23]之关键所在。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学热已由学界进入全社会,由理论层面进入实践层面。一是学界对其理念表述更加高调。2004年,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王蒙等学者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2006年,汤一介、庞朴、余敦康、李学勤等百余位学者加盟“乾元国学博客圈”,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已成学界主流。二是于丹、易中天、余秋雨、阎崇年、王立群、钱文忠等学者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授传统文化受到了热烈欢迎,国学书籍成为畅销书。三是高校相继成立国学院,兴办总裁国学研修班,以及读经班、童学班、蒙学馆等,汉服与传统礼仪在各地恢复与流行。四是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推广汉语和中华文化,在曲阜举办年度孔子祭祀大典。五是海外的文化寻根活动此起彼伏。虽然国学热也存在一定问题,但其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最关键“是对中国文化的价值重建,确立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和应有地位,寻求和建构文化发展的根基和视界,为中华文化的崛起形成符合时代的文化传统”[24]。
(三)寻根文化潮中的炎黄热
“炎黄文化是指炎黄二族的文化以及炎黄时代以后对炎黄传说进行阐发、认同、重构的文化”[25],该观点为大多学者认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形成了炎黄文化研究的高潮,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复兴高潮的组成部分,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炎黄文化团体出现,研讨活动此起彼伏。河南、陕西、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台湾、澳门地区,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均成立了炎黄文化研究性组织。河南新郑黄帝文化国际论坛、陕西公祭黄陵期间的研讨会,均为长期固定的文化学术活动。二是基础性研究工作成果显著。《炎黄汇典》《黄帝故里志》《黄帝故里通鉴》等书、《炎黄源流史》《黄帝与中华姓氏文化》等著作、《炎黄文化研究》学术辑刊先后出版。三是针对重要学术问题形成共识。如对炎黄史迹、炎黄二帝为中华人文始祖的地位、炎黄文化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文化等问题的肯定;对多学科、多领域共同参与研究予以肯定。四是河南、陕西、湖北、湖南等地对炎黄二帝进行官方祭拜,尤其以河南新郑黄帝故里、陕西黄陵、陕西宝鸡炎陵、湖北随州炎帝故里、湖南炎陵的祭拜活动影响较大。山西、河南、甘肃、湖南、河北、浙江、陕西等地,也对“三皇五帝”为代表的人文始祖进行祭拜,并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
(四)寻根文化潮中的地域文化热
地域文化热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文化热潮的又一特征,一是围绕地域文化推出文化理念。如中原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湖湘文化、齐鲁文化、赣鄱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等,围绕地域文化进行专题研讨形成地域特有的核心价值理念。二是成立机构,出版丛书。依托地域文化研究,各地大多成立了专门学术团体,如燕赵文化研究会、湖湘文化研究会、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中原文化研究中心等;并相继推出了相关研究成果,如《河南通史》《福建通史》《江苏通史》等,大型学术丛书“楚学文库”“中原文化大典”等。此外,围绕地域文化开展了特色研究,如浙江的南宋研究、安徽的徽学研究、湖南的湘学研究、河南的河洛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热深化了传统文化研究,也为真正的寻根确定了根之所在。
三、族群寻根成为凝聚华人的重要精神纽带
(一)美国小说《根》:助推海外华人的寻根热潮
1976年,美国黑人作家阿历克斯·哈利的小说《根》出版,引发了美国黑人对自己祖地的追寻,尽管“《根》对我国寻根小说的出现并未产生直接的影响”[11],但却助推了海外华人的寻根潮。1978年,台湾作家张毅的小说《源》拍成了电影引起轰动,一些港台华人、海外华人开始了寻根历程。寻根热潮历经30多年,“中华文化成为全球华人华侨联系的纽带,世界华侨华人也掀起了一股寻‘根’热,并且因此而加强了团结,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愈来愈大”[26]。
(二)由祖籍地到祖根地:以姓氏文化为主的族群寻根
海外华人的寻根是从其先祖居住地开始的,而“华人华侨资本的投资地除其出生地外,今日的首选地便是其祖籍地。……很多人也正是带着投资意识来寻根的”[27]。这也是东南沿海地区最早开放的优势所在,由东南沿海的祖籍地寻根到内地中原祖根地,则是以姓氏寻根为主体,这种寻根从先祖老家而延伸到姓氏起源地。河南为姓氏文化大省,依人口数量排列的前100大姓中有78个起源于河南[28],笔者1991年正式提出开展以姓氏文化为主体的寻根旅游,以此来“激发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寻根意识,从而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和中原经济腾飞的过程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29]。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2004年至今形成三次高潮,姓氏寻根已成为大中原地区的重要文化现象。
(三)族群寻根的新热点:郡望地、集散地、名人圣迹地
姓氏郡望是汉魏时期所形成的姓氏名门望族,及由此形成的以郡县名称为代表的郡望与堂号,共同构成了家族的共同记忆,如王氏在太原的寻根活动、杨氏在弘农(今河南灵宝)的寻根活动、张氏在清河(今河北)的寻根活动等,均产生了较大影响。历代移民集散地也成为寻根热点,如客家人到洛阳寻根并在郑州举行了世界客家大会,闽台族群多次组团到固始寻根,客家人对闽台客家集散地福建“宁化石璧”的寻根,岭南族群对广东南雄“珠玑巷”的寻根,苏北族群对“苏州阊门”的寻根等。名人故里也是重要的寻根地,东坡后裔对四川眉山的寻根,韩琦后裔对河南安阳的寻根,蔡襄后代对福建仙游的寻根,许衡后裔对河南焦作的寻根等。此外,客家人作为汉民族重要的民系,近年来以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召开为纽带,不但在海外举办大型寻根活动,也在河南郑州、四川成都、江西赣州、陕西西安等地举办相关活动,极大推动了寻根文化的发展。族群寻根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由零散到组团寻根,由海外到海内外宗亲的联合寻根。二是由一般的寻根到世界大会的举行。三是由被动研究到地方与学术单位的联手研究与主动出击。四是由一般的寻根联谊到寻根产业的发展,逐步形成较有特色的寻根经济。”[30]
(四)寻根文化—根文化—根亲文化的发展规律
一是大量成果出版。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姓氏寻根热,大量姓氏书籍成为出版的热门读物。《中国姓氏通史》《百家姓寻根探秘》《姓氏探源与取名艺术》等成果先后出版。谢钧祥的《新编百家姓》《台湾百家大姓源流》、何光岳的《中华姓氏源流史》、袁义达等的《中华姓氏大辞典》《中华姓氏三百大姓》、彭桂芳的《台湾百家姓考》、张新斌的《百家姓》、陈建魁的《中华姓氏文化》等,均为姓氏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二是异名同实的“根”资源。由族群寻根形成了热门词汇“寻根”,寻根的主体为海外华人,大陆拥有大量“根”资源。闽台两地、海峡两岸同根同祖,福建将这种文化称为“同根文化”[31],山西称之为“根祖文化”[32],河南使用“祖根文化”概念[33]。以根为代表的文化资源,尽管称谓不同,均可概称为“根”。2002年,“根文化”概念被正式提出,笔者认为,历史文化资源尤其是河南历史文化中特有的“根文化”,在增强海内外华人凝聚力以及实现祖国统一方面发挥了特有的作用。“根文化”的提出逐渐得到学界的讨论与认同,也被正式列入官方的相关文件。三是族群寻根规律的河南经验。中原寻根30多年来,河南的实践经历了寻根文化—根文化—根亲文化三个阶段,其中根亲文化提出时间不长便得到认可,“根亲文化的提出,反映了以信阳(固始)为代表的中原人的文化自觉。……所谓‘根亲’,是‘寻根找亲’,游子来寻根,祖地主动去寻根,根亲文化表述的就是一种‘寻根找亲’的特殊文化现象”[34]。笔者认为,根亲文化有“因根而亲”与“寻根找亲”两层含义,“根亲文化,就是立足于中华传统伦理文化重亲情、讲乡谊基础之上,依托中原丰厚的根文化资源,强化中原与域外血浓于水的联系所形成的‘寻根找亲’的重要文化现象[35]。
四、寻根文化热潮的发展态势
(一)寻根文化热潮兴起的背景与关系
三大寻根文化热潮的发展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成为寻根文化热潮兴起的关键。改革开放之后,开启了以真理大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及文化反思。一方面,五四时期开启了新文化运动,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如何看待并发展中国文化,始终成为社会精英思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传统文化大多冠以封建主义的标签,尤其是“文革”时期这种思想发展到极致,彻底动摇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基。由此,寻根成为文学创作的前提与首要任务;另一方面,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如何固守民族之根,成为一切有思想的社会精英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三大寻根文化热潮的交织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现象,寻根文学的讨论引发了文艺界的广泛参与和激烈论争,大大缩短了文学到文化的认知与讨论。自此,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对新儒学的讨论也得到了较多呼应,三大文化寻根热潮的形成,受到的关注度也达到空前。族亲寻根活动对于提升民族凝聚力、推动地方各项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对于重新认识传统文化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
(二)寻根文化热潮的发展趋势
文化寻根关键需要寻找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要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机地结合在一块,使其更具有活力,更具有远大的目标。其一,文化寻根的重心在于精神寻根即社会价值体系的重构。未来发展需要特别重视顶层设计,包括体系的完善及对公民社会权利的尊重。价值体系及核心价值理念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是中国对人类的重要贡献。在这种文化重建的过程中,我们自身的决心与能力至关重要。其二,我们要寻什么根,传承什么,丢弃什么,今天仍需要进行广泛讨论。讨论必须触及灵魂,某种意义上不乏是一场思想解放与革命。华夏文明的传承创新要上升为国家战略,要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展示区,将传统文化元素植入现代生活,并使其成为中国人精神风貌的体现。其三,海内外华人之间的互动融合有助于凝聚力的形成,寻根活动要更加活跃,逐步形成根文化网络,将寻根资源形成产业,形成精神震撼的文化洗礼之旅。要在产业上做足文章,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探索新的模式,真正使其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新亮点。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的寻根文化热潮,以文学寻根为先导,以三大文化热助推寻根文化走向高潮,而族亲寻根使寻根热潮更具有持久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是一种与当代中国发展相适应的扬弃,是构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精神寻根上大做文章,以新的高度进行顶层设计、持续推动,在内外兼修的基础上走向世界、影响全球。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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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新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河南郑州450002),主要从事中原文化与先秦历史考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