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中找准自治、法治、德治结合方式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意味着在现代条件下将善治的本质发挥出来，而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的有机结合就是善治的体现。从理论上揭示自治、法治、德治的本质，厘清三者的关系，从而在实践中找到三者的结合方式，使之成为制度化、体制化的治理结构，是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的关键。

自治指的是治理主体在特定场域中的自我治理和自主治理。治理主体在自我治理的基础上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公共事务，实现自主治理是乡村自治的本质。自治并不是对“自然状态”的确认，而是自觉自为的过程；不是无约束状态下的相互作用、相互倾轧，而是在一定规则之下自主治理。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是自我治理和自主治理的统一，离不开道德的约束和法律的规范。如果缺乏后两者，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就会失去本来面目，乡村自治制度也无法发挥作用。乡村自治绝非自我封闭，而是在开放的环境中提升自组织能力，没有法治与德治的配合，必然陷入无序的状态。健全乡村自治制度，正是法治和德治精神的体现。

法治的本质是良法善治。法律的制定并非出于特殊意志，而是社会规律的体现，出于保障公平正义、维护公益的需要。法律一旦制定，就会得到公平地执行，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没有超乎其上的力量可以阻止其运行，这就是良法善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结合，正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涵。如果法律有悖于公平正义、公共利益，就失去了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功能。如果良法停留在纸面上，无法得到公平有效的实施，无法展现其内在精神，社会治理也无从谈起。可见，法治的对立面不是德治，而是“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有法不依”。法治虽然属于他治的范畴，但因为在人心中有根，并不会成为压迫性力量，不但不与自治、德治对立，还能相互促进。

德治是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的核心，是与仁政、礼治、王道联系在一起的。回归为治之本，通过人的内在自觉而达到合理、和谐的治理状态，这是德治思想的根本。德治突出治理的本源，强调的是顺理、顺道、顺民心而治。一切法律制度和政策手段都不脱离道义，权力的行使出自当然之理，正因为如此，人们感受不到外在的强制。德治不仅是对为政者的要求，还包括开启民智、启发良知的内容。“欲影正者端其表”，人人自治，人人都是崇德向善的主体，社会才会达到理想的治理状态。若见物不见人，仅从外部加以改造，就如不端其表而欲正其影，不可能实现善治。德治的对立面不是法治，而是权术之治、阴谋之治、强权之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清楚地揭示了善治理念之下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法律并非特殊意志的体现，而是当然之理的外化，道德并非特定圈子内的习俗，而是内在的律令。在善治理念之下，德治与法治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并不相互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从自治、法治、德治内涵中可以看到，三者并非对立的关系，而是相属、相合的关系，互为前提、相互包含、相互融通。自治、法治、德治三者都可以单独提出，但在独立成“治”的同时却都包含了其他二者的内容，不会仅停留在字面含义之上。突出其中之一，不能否定另外两个治理方式，以其中之一为突破口，必然需要另外两者的配合。自治是制度性规定，在自我治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基础上，发挥村民的参与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实现乡村的善治，这是乡村自治的目标。法治是底线，是一种规范性力量，起到保障人际交往的基本秩序、防止社会向下滑落的作用。德治是基础，是一种自觉性力量，能够在治理主体自我完善的基础上优化秩序。真正的自治是“公序良俗”的体现，它追求的秩序并非简单的自发秩序，而是自然而然的秩序，需要法治和德治的配合。德治在现实中的落实，也离不开自治及法律的规范。法治如果缺乏自我治理和道德基础，最终会变异为权术之治。总之，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并不需要外部力量去强力整合，只要展现各自的精神本质，就能找到结合的方式，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的含义发生了变化，驾驭、操纵、控制等传统含义被剥离，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成为新的取向。现代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样化，消解了主客体管控模式。然而，平等合作的新型关系不是强调多中心就能解决，主体间的协同需要有一个基础，如果没有主体的自我治理，没有基本的价值认同，没有法治的保障，就只有多元而没有协同合作。治理主体各尽其职、协同于理，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善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对现代治理理论的提升，它解决了多元与协同的分离问题。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仅是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实践问题，从现实中总结“三治结合”的典型案例并加以提炼，并不是为了找到模式化的、可以照搬的东西，而是在彰显自治、法治、德治本质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找到结合路径，实现三者的有机融合。落实法律和制度性规定，确保村民的民主权利，发挥自治、法治、德治的功能，从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0月14日  10版）

责任编辑：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