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谱写动人乐章
2012-05-02
来源：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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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凡走了。
2010年10月24日，一个悲凉的秋日，与病魔抗争了11年半的曾凡研究员匆匆走完了他人生的57个绚丽春秋，带着对亲人的不舍、对科研的挚爱、对生命的企盼，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曾凡走了。
亲人们含泪叨念着他的名字，好友们悲伤地诉说着他的故事。
曾凡原名王增范，(曾凡是他发表文章时使用的笔名)，1954年1月出生在郑州密县(今新密市)，1岁多后随父母辗转石家庄、大连，后定居沈阳。那个年代，作为长子的王增范黑黑瘦瘦，一副营养不良的豆芽菜模样。1970年1月，高中没毕业的王增范下乡到辽宁省昌图县东嘎公社糜场大队插队落户。插队生活，正如他在《影像的片断》中回忆的那样：“直到1975年秋天招工回城，我一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在锻炼着王增范瘦弱体格的同时，也铸就了他坚定的意志和崇高的信念。1978年，在运输公司做工人的王增范考上了郑州大学。四年的大学生活，打下他坚实的学业功底，也培养了他淡定的性格、敏捷的思维、独特的眼光。毕业论文《“大音希声”及老子的评价问题》的发表和人大复印资料的转载，使曾凡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也奠定了他的学术研究之路。
曾凡文化基础好，哲学功底强，逻辑思维严密，大脑反映敏捷，能及时捕捉热点、并迅速成文；其文风恣意汪洋，无拘无束；其文章立意高远，观点鲜明，剖析精炼，言辞犀利，切中要害，一针见血，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1987年曾凡与王钢合著的文章《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出路》在《文学评论》第6期上刊发。1988年曾凡作为河南省唯一的文学评论代表参加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从1982年到1993年入社科院工作11年来，曾凡发表文章百余篇，在《文学评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都能发现他的名字。他在赢得省优秀成果三等奖、青年奖以及一些文艺理论征文奖的同时，也赢得了“文学所才子”的桂冠，成为省内中青年评论界中的佼佼者。
曾凡在不断地超越自己中追求标新立异，将青春融入学术的追求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正当他沿着已有的学术之路惯性前进时，命远却让他改变了轨道。
担当：源于坚忍的品质
一个知性、睿智、率真的文学评论天才，放弃了在文学批评的殿堂里实现自己“评论王子”的梦想，走进了期刊的世界里，开始了他的另一种工作与生活。
1993年3月，为探索科研与市场相结合的途径，文学研究所自筹资金创办的文化类期刊《跨世纪》面世了。同年12月，为充实《跨世纪》期刊的编辑力量，曾凡加入到跨世纪杂志社，任编辑部主任。
杂志社的工作琐碎、具体，头绪多、工作忙。策划、组稿、定稿、编稿、写稿、校对、排版、订版、发行、广告、开发、外联等工作一个接一个、一个套一个，而编辑部主任则是上通总编，下连编辑的枢纽角色，既要贯彻总编的意图，又要统一编辑的思想；既要对整个杂志进行谋划，又要对具体栏目进行策划；既要善于捕捉热点，又要善于发现题材；既要组稿，也要编稿；既要写稿，也要校对；既要联系作者，又要跑印刷厂；既要了解读者，又要熟悉市场；既要懂经营，又要知开发，等等，否则杂志就很难办好。面对这方方面面的琐事，林林总总的杂务，曾凡没有埋怨、没有叫屈、没有说难、没有喊苦，而是怀着一种淡定的心情，抱着干好的目的，在领导的指导下，与同志们一起踏坎坷、迈艰难、越障碍，使《跨世纪》从低谷中站了起来，一路艰辛向前，在期刊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工作的勤勉与努力使曾凡获得了领导与同志们的好评。1998年2月，曾凡任跨世纪杂志社副总编辑。三个月后，曾凡又担任了跨世纪杂志社的总编辑，同时，跨世纪杂志社从文学研究所分离出来。
曾凡在掌门跨世纪杂志社的当天这样说道：“领导和同志们如此信任我，我一定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和同志们的厚受，尽全力把杂志办好，使《跨世纪》昂首阔步地跨入二十一世纪。”没有豪言壮语，有的是真挚与责任感。
了解期刊的人都知道，当时中国的网络已开始大规模发展，传统纸媒遭到巨大冲击，期刊界效益整体大幅度下滑。熟悉《跨世纪》的人更清楚，由于资金的缺乏，业内的激烈竞争，加之办刊人对期刊市场的认识不够，生不逢时的《跨世纪》，一直在艰难中跋涉，在踉跄中迈步，最好的时候发行量才2万多册，只能勉强维持运转。曾凡接手《跨世纪》时，杂志发行量日渐萎缩，资金没有补充，人心浮动，杂志社前途未卜。
好心人担忧：曾凡能使《跨世纪》走出困境吗？
知心朋友捏了一把汗说：曾凡掺合《跨世纪》那个烂摊子，到时说不定会身败名裂的。
曾凡对自己的处境与未来非常清楚。他在上任总编的当期杂志的“卷首语”里写道：“办杂志是件难讨好也难讨巧的事。”但他骨子的执拗与坚定没有让他退却。他安慰自己：“困难与希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于是，曾凡带着领导的重托与同志们的希望上任了。曾凡怀着把杂志带出困境的决心上任了。
曾凡做第一件事就是提升杂志的质量。质量是杂志的生命。杂志的质量是由稿件的质量决定的。首先，曾凡请作家、好友、名写手赐稿，并组织编辑写稿，自己更是加入到了作者的行列。据不完全统计，曾凡在《跨世纪》的几年里，共为杂志写稿50余篇，他用他的眼光来“关注时代，关注世纪，关注每一个人的生活”，其中《给生命加油》、《我骄傲，我拥有苦难》、《和成功握手》成了读者传诵的名篇。其次，他又从杂志特色上下功夫。他深知特色是杂志的立足之本。曾凡在继续高举“男人特色”旗帜之时，加强“本刊特稿”的力量，加重“男人沙龙”策划的分量，突出“男人自己的故事”等特色品牌栏目。《跨世纪》也由此赢得了“男人的杂志”的雅号。再次，曾凡从可读性上下功夫，在加大对社会热点焦点关注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人间真情的叙写。
曾凡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实施人才建设。人才是杂志发展的前提。杂志规划得再好，没有人是无法实施的。一是他公开招聘人才，并说服老报人赵富海先生、作协会员张梦华女士等人士加盟到编辑队伍里来。二是聘请业内写手古清生、孙宪富、孔章圣、庄晓斌等人士做特约撰稿人、特约编辑、特约记者。三是培养自己的采编人才。曾凡通过编前会、编后会指导编采人员如何编稿，通过个案采访引导编采人员如何采写稿件，通过编辑讲座教编采人员如何读书、如何做一个好编辑的技巧。另外，他还用稿签的审稿意见来影响编采人员。《大河报》社省会新闻部主任王站营说：“我同王增范老师一起工作过。他教我怎样做文章、做杂志、做编辑。在他不厌其烦的教导下，我学到了知识。王增范老师审稿意见有深度、有高度，语言犀利，见解深刻，批阅审稿意见详细认真，一丝不苟。”
曾凡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抓开发，即为杂志的运转及发展寻求资金上的支持。资金是杂志生存的基础。没有钱就没人写稿、没人编辑、没人印刷、没人发行，杂志就死路一条。《跨世纪》杂志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期刊，院里没有经费划拨，全靠自身的赢利来维持。上任伊始的曾凡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短缺。于是曾凡加强了广告部、发行部力量，成立了开发部。他自己也身先士卒地投身到开发工作中去。一向孤傲的曾凡，为了杂志的发展，这时也不得不低下高昂着的头、放下“少爷”的架子、厚着脸皮四处求人、八方化缘，并动用自己的企业界朋友合办杂志。另外，他还从自己家中拿出了几万块钱来暂时维持杂志的正常运转。
曾凡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责任重于泰山，辛辛苦苦办起来的《跨世纪》杂志不能砸在自己手里，否则自己将成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罪人。曾凡，一名半路出家的杂志人，怀着把杂志办好的理想，抱着干一行爱一行的信念，就像一个上满发条的时钟，一圈又一圈地重复着那种繁忙而又充满希望的工作。
看着他日益消瘦的脸庞、越来越差的气色和越来越疲惫的状态，朋友提醒他注意身体。可他认为自己年轻、健康，工作上多出些力没事。正当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为实现杂志社宏伟蓝图大显身手之时，病魔却猝然地降临到他的身上，且来势凶猛，让他猝不及防，打他个措手不及。一天上午编前会正讨论得热闹的时候，巨烈的腹痛终于把曾凡送到了医院。医生诊断为结核性腹膜炎，需住院治疗。病因是长时间的操心和劳累过度。那一天是1999年4月25日，距他接任总编的时间不到1年。
虽然做编辑并非曾凡的初衷，但当编辑之后，他热爱上了办杂志这项工作，这是属于他的路。走在这条路上他踏实、充实、幸福。然而，在长达8年的编辑生涯中，特别是主政杂志的近一年，他却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与艰辛。
曾凡在杂志低谷之时，勇敢地面对困难，坚强地担起了重担。曾凡象一头老黄牛，埋头苦干，用心耕耘，编辑了一期又一期的精美杂志。他用信念、才智、品质和心血给他主办的杂志以成长的力量，他用无私殷切的关爱给杂志以永恒的记忆。而所有这一切，都来源于他勇于担当的坚忍品质。
责任：融入生命的力量
生命具有让人难以捉摸的双面性，对有的人它表现出了坚强，对有的人它表现出了脆弱。体现在曾凡身上，生命却表现出超乎想象的坚强。
1999年4月25日，第一次住进了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的曾凡治疗了半个月后，因惦记杂志社工作，病情稍有好转后即刻出院。他忘了医生的嘱咐，一个星期的忙忙碌碌，让他第二次住进了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结核性腹膜炎，脓性阑尾，手术切除，排出800ml腹水。5月25日出院，静养几天后，他把医嘱再次当成了耳旁风，忘乎所以地工作，一如既往地醉心于他对杂志的美好规划中。不到一个月病魔第三次让他住进了医院。6月21日曾凡住进了河南省人民医院，7月21日转住河南省胸科医院。从此以后，曾凡就与医院往来频繁，进进出出，出出进进，一年的时间有大半年住在医院。2007年4月，曾凡又罹患恶性肿瘤绝症，从此以后，他就长年住在医院，直到去世。
据曾凡的妻子杨蔚女士计算，从曾凡1999年4月25日第一次住院到2010年10月24日他在医院去世的11年半4197天时间里，曾凡在郑州、南京、北京共住院30多次，总计2700多天，达7年5个月。曾凡生病的11年半里，饱受着结核病、腹膜炎、肾病综合症、高血压、胃病、肠梗阻、恶性肿瘤等疾病的折磨，遭受着化疗等治疗的摧残，面色乌黑，皮包骨头，1米80的大个儿体重不足100斤，完全脱了人形。曾凡生病的11年半里服药几百斤，输液10000多瓶，身体无数次地插过氧气管、胃管、鼻饲管、常年埋着钟管，数次住进重症监护室，5次下过病危通知。
曾凡生病后，组织上为了照顾他，2001年初调他回文学研究所工作，这样可以不用坐班，对养病有好处。然而回到文学研究所的曾凡并不领会领导的意图，而是又重新做起了他的“评论王子”之梦。当然这种梦是在病榻上做的。
曾凡生病11年半，病房成了他的办公室，病床成了他的办公桌，电脑就是他手中的笔和本，也是他关注国家大事、了解学界动态、沟通外面世界的桥梁。为了操作电脑的方便，曾凡专门让妻子给他买了一个床上专用电脑折叠板，这样可以半躺着写作。他的妻子此间也成了他的“学术助理”，常常为他查找资料，借阅报刊，有时他病得不能写时也为他做做记录。到医院探望过曾凡的同志都忘不掉这样的场景：鼻孔中插着胃管或鼻饲管的曾凡仍在阅读，挂着吊瓶的曾凡半躺着仍在折叠板上的电脑上写作。为此医生护士没少训斥他，要他好好配合治疗，要他为自己的健康考虑，为自己的生命负责。训斥之后更多的还是为曾凡的工作精神所感动。看着脸色乌黑、面容憔悴、瘦骨嶙峋、身似朽木的曾凡，让人顿生悲哀和怜悯。他的好友许凤才研究员好言相慰：“悠着点，好好养病，来日方长，学问是做不完的，没有止境。”很多同事也都这样劝他。但曾凡听后，却说：“写作能转移注意力，减轻病痛。”有时也说：“我说不定哪一天就不行了，我得抓紧时间把我对文学的关注、对文化的关爱、对生活的热爱记录下来、写出来，这样我会心安一些。”这就是曾凡，他并不把劝慰的话记在心上，仍是我行我素，不停地思考，不停地写作。他还把朋友们的探视当做一个私人的沙龙，他抓住这个机会，有气无力地和朋友们讨论一些学术问题或社会热点焦点，或是分享他的思考成果。
曾凡在病床躺了11年半，在与病魔的抗争中持续不断地坚持着科研。他先后在《文学评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学习时报》、《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发表文章近200篇，出版专著4本。著作《旁观者》入选“2007年中国最佳随笔”；文章《新时期文学中的“软化”现象》、《谈谈文学的文化观照》、《中国人的人生之道》先后获省社科优秀成果奖；《童年的星空》、《包容的洛阳》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并获征文一等奖，《文化产品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精神》、《文学与价值生成》先后在《光明日报》发表。看着这些成绩，曾凡是快乐的，也是满足的。
曾凡的作品充满着对文学的信仰。他在《文学的信仰》一文中说：“文学永远是心灵的栖息地，是精神的灯塔，是人性的避难所。”“文学应该信仰真善美。”“文学要表现人的价值和人活着的意义。”他在《文学与价值生成》一文中说：“在人类的整个精神生长过程中，文学始终是最基本、最核心的参与者。文学是人的精神生长过程的结晶。”他在《文学的当下意义》与《文学在今天的意义》两文中都说：“文学承担着文化的自我修正功能。”他在《文学的知识分子属性》中说：“你不关心价值，你不想参与社会批判，你不对大众负责，你就不是知识分子，你就不是真正的文学家。”他在《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批评》一文中说：“真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一样，是批评家站在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的立场上，对人和世界的一种精神召唤，要有对价值的理解与承担，更要有对美和艺术的独特发展。”曾凡在不大厌其烦地重申着自己的观点：文学的存在价值就是为了告诉读者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作为一位文学批评人，曾凡特立独行，爱憎分明，决不奉迎附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梦阳先生在2009年9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撰文《难得文坛“诤言”》，对曾凡“诤言”式的文学批评给予了高度的赞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孔令环是这样评价曾凡及其作品的：“对于那些用自己的文字去温暖人心的作者，他毫不吝啬自己的赞赏；对于只为迎合文化、文学时尚而改变自己的写作的作者，他也从不惮于给予严厉的批评。 曾凡的文学批评就事论事，光明磊落，一如他做人的个性。”
曾凡的作品饱含着对文化的热爱、对文化英雄的崇敬。他在《中国文化英雄导论》、《谁是英雄》、《中国文化英雄与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文章中一再强调：“文化英雄可能不是伟人，不是重要人物，而只是生活中的名人，是道德高尚的人，或是一个努力实践自己信仰目标的人，是以其行为的方式和行为精神感动人的人。”“文化英雄则往往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是一种文化的价值承载者。”他坚定地认为：文化英雄是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是照耀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盏明亮。
文化英雄是一个开创性的研究课题。曾凡对此类问题的思索研究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曾把“文化英雄”作为一个课题申报过省级项目，那时他已意识到文化的重要价值与社会意义，具有开创之功和前瞻之见。曾凡的妻子说：“曾凡的最终目的是把'文化英雄’做成一部书奉献给社会，其章节已有眉目，题材也已集齐。书中体现出了他对文化英雄的理解，这也是他思想、人品、人性的自我体现。”然而，上苍不公，它没给曾凡更多的时间让他去把“文化英雄”这部书如愿完成。这成为曾凡永远的遗恨，也是我们的一件憾事。
曾凡始终秉乘着一颗诚恳而纯粹的心，以一种坚强与刻苦的毅力和那份不为世俗瞬息万变的利益所动的态度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写就了激情澎湃的作品。曾凡作品的核心内容是：关注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思考人为什么活着，同时也大声呼吁文人要担负起针砭丑恶、匡扶正义、引领读者的庄严使命，要做时代精神的弘扬者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曾凡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而这一切皆源于他对文学的信仰、对文化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对生活的厚爱，对信仰的坚守，对精神的追求和一个文人的责任，更源于他那一代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对改革开放的拥护与响应，及对改革开放成果的尊重与爱护。
曾凡抗病魔的毅力是超人的，孜孜探求学术真谛的精神是感人的。这是常人不能想象的，也是常人不能为之的。曾凡不凡，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信念：触及灵魂的升华
对家乡的爱，对家乡人民的爱，对家乡文化的爱，对华夏历史文明的爱，是中原大地上每一位正直有爱心的有识之士的共性。曾凡在这方面是一位文化英雄。
曾凡在重症监护室的最后几天里，凝聚着曾凡生命智慧和心血的著作《我是河南人》终于出版了。这部曾凡留给我们最后的作品，是他生命的绝唱之歌，礼赞之歌。
《我是河南人》萌动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构思于多病缠身之时，写作于病榻之上，成稿于2006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贫穷和教育的缺失，加上人性固有的劣根性，使极个别河南人做出了一些坑、蒙、拐、骗、制假贩假等龌龊肮脏之事。河南人的形象在国人眼中一落千丈，任何坏事劣迹都被认为是河南人干的，于是极力丑化河南人，河南人的形象被妖魔化了。河南人的名声坏了，出门坐火车没人和你同座，在外住旅馆没人敢和你同室，就连广交会上个别商家也打出了“不同河南人做生意”的横幅。一时间，河南人被看做是洪水猛兽。这让绝大多数河南人非常气愤，于是很多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纷纷撰文著书维护河南人的形象。正直且对故土充满深深热爱之情的曾凡充当了文化斗士，在对河南、河南人、河南文化深思熟虑后，大声疾呼：河南文化要自觉，河南人要自信，中原精神要弘扬，河南形象要改变。与此同时“为河南人立传”的想法也在他心里悄然萌动。这也是曾凡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可喜的是，这件事他做成了。
《我是河南人》一书历经近二十年的运思与创作，其成稿后的出版过程也不顺利，可以说颇为曲折，从中既看到曾凡对科研的执着，更反映了曾凡对河南的爱。曾凡住院期间，我多次探望，谈话中他更多流露出对工作的渴望和对科研的追求。记得2008年底前，我又到医院看他，他对我刚由人民出版社出的书给予了好评，并说起了他的《我是河南人》一书，也准备出版。看着他瘦骨嶙峋的身体和有气无力的样子，我劝他不要再为科研劳心劳力了，要好好地养病。第二年，再到医院看他，他更虚弱了，但他很兴奋地对我说，他的书联系到了出版社，很快就会出。过一段时间再去看他，他已经被病魔折磨得形容槁枯，鼻子中插着胃管和鼻饲管，说话出气都很费劲。问及他出书的情况。他对我说，拿着他出书钱的人联系不上了，他被人骗了，书没出来。因为整天住在医院，他就从网上联系出书，结果被人骗了。后来，气若游丝、岌岌可危的曾凡一直努力着为这本书找出版社。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曾凡的诚心打动了台海出版社，他们答应在2010年国庆节前出书。可喜可贺的是，在曾凡最后一次住进重症监护室的日子里，他生命的结晶的《我是河南人》这本书终于面世了。
《我是河南人》洋洋洒洒二三十万字，时间跨度几千年。曾凡在后记中说：“我在书中写了古人的故事，也写了今人的故事，写了伟大人物的故事，也写了星星点点的我身边的普通人的故事。”他还说：“希望这本书终有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会对读它的人有所触动有所启发。这是一本有自己真实思想的书，谢谢认真读这本书的人，谢谢能在金钱至上的时代里抽出时间读书，关心人和人的精神的故事。”这就是曾凡写这本书的初衷和情怀，它充分体现了一位文人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在书中，曾凡饱含激情地讴歌了河南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是华夏文明的创造地，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诞生地。生活在中原大地上的河南人有着深重的忧患意识，其不畏艰难、迎难而上的品质，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意志，舍身取义、乐于奉献的精神，和谐向心、团结共进的思想，铸就了伟大的河南精神和中原文化灵魂。曾凡说“河南精神是中原崛起的文化灵魂和精神支柱”。河南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它哺育了华夏民族的成长，激励着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创新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关于《我是河南人》一书，学界有如下评价：
河南文学院院长何弘先生说：“《我是河南人》一书是对河南人品格、内在精神特质的充分阐释。此书表现出了曾凡选题的前瞻性和敏锐的学术眼光，而曾凡本人的一生也是这种河南精神的生动注脚。”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韩宇宏研究员说：“《我是河南人》不仅阐述了河南人的精神品格，更是对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发展历程的阐发。”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葛培岭研究员说：“《我是河南人》的选题体现了王增范的学术运思方向，其核心在于'人’。'人’的研究是一个长远而又迫切的文化问题，而他做的就是这一前瞻性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河南人》思考的不仅仅是河南人的问题，也是中国人的问题，更是全人类的问题。”
每个人的内心能够承载的东西并不多，在曾凡的心中，承载着的多是对河南的热爱。《我是河南人》是为河南人正名、为河南形象增辉、为中原文化鼓与呼、为河南精神赞而颂的创举，也寄寓着对中原美好未来的憧憬。《我是河南人》所阐述的河南精神在建设中原经济区的今天，也具有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
这就是曾凡，一个被病魔缠身而不忘中原文化的人，一个生命垂危而念念不忘家乡父老的人。他的坚定、执著、不屈不挠、永不言弃、奋力拼搏的精神让人敬重、敬佩，更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追求：诠释生命的真谛
19世纪末，南太平洋塔希提岛上，在落日的余晖下，面对浩淼的大海，孤独而苦闷的高更站在悬崖上，伸出双手向上苍追问：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
在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暮年之际，一遍遍自问：“我的生命意义何在？”
在德国，叔本华认为：“只有欲望是永恒的，人生没有意义。”
在中国，2000多年前，无助与沮丧的屈原彷徨山泽，一连发出173个问题叩问上天。
人类，一直生活在这个“生命有无意义”的巨大问号中，也在不停地苦苦寻找着答案。在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中有难以摆脱的绝望与忧伤，也有不屈服命运的挣扎与反抗。
生命意义何在？如何予以解答？
曾凡研究员用他对生活与工作的热爱与追求，对此做出了自身的解答。
曾凡在《生存空间》一文中说：“一个男人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你最好的生存空间，就在你最热爱的事业中。”
曾凡在《布吕丹的驴子》一文中说：“不论男人女人，不论古人今人，也不论大人物小人物，每个人都能找到生命的价值，每个人都可以创造生命的辉煌，关键是要把握住自己的生命方向。”
曾凡在《旁观者•活着的“意思”》一文中说：“给自己一个梦吧!有了梦，也许你就找到了生活中所有的意思。”
曾凡的“事业”是什么？
曾凡的“生命价值”是什么？
曾凡的“梦”是什么？
曾凡以他平凡的人生实践，坚忍的执着精神，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怀着对家乡父老的炽热情感，怀着对科研工作的无比热爱，坚守着自己的信念，放飞着自己的梦想，乐观地对待生活，真诚地对待工作，兢兢业业，无怨无悔，百折不挠，执着前行，笔耕不辍，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直至生命。这就是曾凡的“事业”、曾凡的“生命价值”、曾凡的“梦”，他从中获得了人生价值的实现和幸福愉悦的满足。
曾凡是平常的。他以一位科研人员干一行爱一行、做一行奉献一行的务实与敬业，践行着自己的“事业”、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实现了自己的“梦”。
曾凡是非同寻常的。他完成了人生价值由有限到无限，由普通到高尚，由短暂到永恒的本质升华。他使自己的“事业”辉煌、“生命价值”高贵、“梦”五彩斑斓。
曾凡是幸福的。他实现了心灵的超越，找到了生命的真谛。
曾凡的所作所思弥漫着庄严的气息，闪烁着神圣的光辉，跳动着生命的脉搏，勃发着青春的激情。曾凡为我们科研人员矗立起人生价值选择的最佳坐标，展示出科研人员鲜活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
曾凡的身上集中凸显了“普普通通、踏踏实实、不畏艰难、忍辱负重、自尊自强、能拼会赢”的务实河南人形象。曾凡的精神真正体现了“平凡之中的伟大追求，平静之中的满腔热血，平常之中的极强责任感”的三平精神。曾凡的精神是社科战线创新工程的驱动力，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实现科研腾飞的动力源。
曾凡走了。
他给我们留下了坚定不移的科研态度，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坚定执着的学术追求、拼搏进取的奉献精神、辉煌不朽的科研成绩等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永远地召唤着我们的心灵，激荡着我们的精神，鼓舞着我们一路前行。
说明：本文作者闫菲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闫德亮研究员笔名
2010年10月24日，一个悲凉的秋日，与病魔抗争了11年半的曾凡研究员匆匆走完了他人生的57个绚丽春秋，带着对亲人的不舍、对科研的挚爱、对生命的企盼，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曾凡走了。
亲人们含泪叨念着他的名字，好友们悲伤地诉说着他的故事。
曾凡原名王增范，(曾凡是他发表文章时使用的笔名)，1954年1月出生在郑州密县(今新密市)，1岁多后随父母辗转石家庄、大连，后定居沈阳。那个年代，作为长子的王增范黑黑瘦瘦，一副营养不良的豆芽菜模样。1970年1月，高中没毕业的王增范下乡到辽宁省昌图县东嘎公社糜场大队插队落户。插队生活，正如他在《影像的片断》中回忆的那样：“直到1975年秋天招工回城，我一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在锻炼着王增范瘦弱体格的同时，也铸就了他坚定的意志和崇高的信念。1978年，在运输公司做工人的王增范考上了郑州大学。四年的大学生活，打下他坚实的学业功底，也培养了他淡定的性格、敏捷的思维、独特的眼光。毕业论文《“大音希声”及老子的评价问题》的发表和人大复印资料的转载，使曾凡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也奠定了他的学术研究之路。
曾凡文化基础好，哲学功底强，逻辑思维严密，大脑反映敏捷，能及时捕捉热点、并迅速成文；其文风恣意汪洋，无拘无束；其文章立意高远，观点鲜明，剖析精炼，言辞犀利，切中要害，一针见血，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1987年曾凡与王钢合著的文章《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出路》在《文学评论》第6期上刊发。1988年曾凡作为河南省唯一的文学评论代表参加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从1982年到1993年入社科院工作11年来，曾凡发表文章百余篇，在《文学评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都能发现他的名字。他在赢得省优秀成果三等奖、青年奖以及一些文艺理论征文奖的同时，也赢得了“文学所才子”的桂冠，成为省内中青年评论界中的佼佼者。
曾凡在不断地超越自己中追求标新立异，将青春融入学术的追求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正当他沿着已有的学术之路惯性前进时，命远却让他改变了轨道。
担当：源于坚忍的品质
一个知性、睿智、率真的文学评论天才，放弃了在文学批评的殿堂里实现自己“评论王子”的梦想，走进了期刊的世界里，开始了他的另一种工作与生活。
1993年3月，为探索科研与市场相结合的途径，文学研究所自筹资金创办的文化类期刊《跨世纪》面世了。同年12月，为充实《跨世纪》期刊的编辑力量，曾凡加入到跨世纪杂志社，任编辑部主任。
杂志社的工作琐碎、具体，头绪多、工作忙。策划、组稿、定稿、编稿、写稿、校对、排版、订版、发行、广告、开发、外联等工作一个接一个、一个套一个，而编辑部主任则是上通总编，下连编辑的枢纽角色，既要贯彻总编的意图，又要统一编辑的思想；既要对整个杂志进行谋划，又要对具体栏目进行策划；既要善于捕捉热点，又要善于发现题材；既要组稿，也要编稿；既要写稿，也要校对；既要联系作者，又要跑印刷厂；既要了解读者，又要熟悉市场；既要懂经营，又要知开发，等等，否则杂志就很难办好。面对这方方面面的琐事，林林总总的杂务，曾凡没有埋怨、没有叫屈、没有说难、没有喊苦，而是怀着一种淡定的心情，抱着干好的目的，在领导的指导下，与同志们一起踏坎坷、迈艰难、越障碍，使《跨世纪》从低谷中站了起来，一路艰辛向前，在期刊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工作的勤勉与努力使曾凡获得了领导与同志们的好评。1998年2月，曾凡任跨世纪杂志社副总编辑。三个月后，曾凡又担任了跨世纪杂志社的总编辑，同时，跨世纪杂志社从文学研究所分离出来。
曾凡在掌门跨世纪杂志社的当天这样说道：“领导和同志们如此信任我，我一定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和同志们的厚受，尽全力把杂志办好，使《跨世纪》昂首阔步地跨入二十一世纪。”没有豪言壮语，有的是真挚与责任感。
了解期刊的人都知道，当时中国的网络已开始大规模发展，传统纸媒遭到巨大冲击，期刊界效益整体大幅度下滑。熟悉《跨世纪》的人更清楚，由于资金的缺乏，业内的激烈竞争，加之办刊人对期刊市场的认识不够，生不逢时的《跨世纪》，一直在艰难中跋涉，在踉跄中迈步，最好的时候发行量才2万多册，只能勉强维持运转。曾凡接手《跨世纪》时，杂志发行量日渐萎缩，资金没有补充，人心浮动，杂志社前途未卜。
好心人担忧：曾凡能使《跨世纪》走出困境吗？
知心朋友捏了一把汗说：曾凡掺合《跨世纪》那个烂摊子，到时说不定会身败名裂的。
曾凡对自己的处境与未来非常清楚。他在上任总编的当期杂志的“卷首语”里写道：“办杂志是件难讨好也难讨巧的事。”但他骨子的执拗与坚定没有让他退却。他安慰自己：“困难与希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于是，曾凡带着领导的重托与同志们的希望上任了。曾凡怀着把杂志带出困境的决心上任了。
曾凡做第一件事就是提升杂志的质量。质量是杂志的生命。杂志的质量是由稿件的质量决定的。首先，曾凡请作家、好友、名写手赐稿，并组织编辑写稿，自己更是加入到了作者的行列。据不完全统计，曾凡在《跨世纪》的几年里，共为杂志写稿50余篇，他用他的眼光来“关注时代，关注世纪，关注每一个人的生活”，其中《给生命加油》、《我骄傲，我拥有苦难》、《和成功握手》成了读者传诵的名篇。其次，他又从杂志特色上下功夫。他深知特色是杂志的立足之本。曾凡在继续高举“男人特色”旗帜之时，加强“本刊特稿”的力量，加重“男人沙龙”策划的分量，突出“男人自己的故事”等特色品牌栏目。《跨世纪》也由此赢得了“男人的杂志”的雅号。再次，曾凡从可读性上下功夫，在加大对社会热点焦点关注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人间真情的叙写。
曾凡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实施人才建设。人才是杂志发展的前提。杂志规划得再好，没有人是无法实施的。一是他公开招聘人才，并说服老报人赵富海先生、作协会员张梦华女士等人士加盟到编辑队伍里来。二是聘请业内写手古清生、孙宪富、孔章圣、庄晓斌等人士做特约撰稿人、特约编辑、特约记者。三是培养自己的采编人才。曾凡通过编前会、编后会指导编采人员如何编稿，通过个案采访引导编采人员如何采写稿件，通过编辑讲座教编采人员如何读书、如何做一个好编辑的技巧。另外，他还用稿签的审稿意见来影响编采人员。《大河报》社省会新闻部主任王站营说：“我同王增范老师一起工作过。他教我怎样做文章、做杂志、做编辑。在他不厌其烦的教导下，我学到了知识。王增范老师审稿意见有深度、有高度，语言犀利，见解深刻，批阅审稿意见详细认真，一丝不苟。”
曾凡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抓开发，即为杂志的运转及发展寻求资金上的支持。资金是杂志生存的基础。没有钱就没人写稿、没人编辑、没人印刷、没人发行，杂志就死路一条。《跨世纪》杂志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期刊，院里没有经费划拨，全靠自身的赢利来维持。上任伊始的曾凡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短缺。于是曾凡加强了广告部、发行部力量，成立了开发部。他自己也身先士卒地投身到开发工作中去。一向孤傲的曾凡，为了杂志的发展，这时也不得不低下高昂着的头、放下“少爷”的架子、厚着脸皮四处求人、八方化缘，并动用自己的企业界朋友合办杂志。另外，他还从自己家中拿出了几万块钱来暂时维持杂志的正常运转。
曾凡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责任重于泰山，辛辛苦苦办起来的《跨世纪》杂志不能砸在自己手里，否则自己将成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罪人。曾凡，一名半路出家的杂志人，怀着把杂志办好的理想，抱着干一行爱一行的信念，就像一个上满发条的时钟，一圈又一圈地重复着那种繁忙而又充满希望的工作。
看着他日益消瘦的脸庞、越来越差的气色和越来越疲惫的状态，朋友提醒他注意身体。可他认为自己年轻、健康，工作上多出些力没事。正当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为实现杂志社宏伟蓝图大显身手之时，病魔却猝然地降临到他的身上，且来势凶猛，让他猝不及防，打他个措手不及。一天上午编前会正讨论得热闹的时候，巨烈的腹痛终于把曾凡送到了医院。医生诊断为结核性腹膜炎，需住院治疗。病因是长时间的操心和劳累过度。那一天是1999年4月25日，距他接任总编的时间不到1年。
虽然做编辑并非曾凡的初衷，但当编辑之后，他热爱上了办杂志这项工作，这是属于他的路。走在这条路上他踏实、充实、幸福。然而，在长达8年的编辑生涯中，特别是主政杂志的近一年，他却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与艰辛。
曾凡在杂志低谷之时，勇敢地面对困难，坚强地担起了重担。曾凡象一头老黄牛，埋头苦干，用心耕耘，编辑了一期又一期的精美杂志。他用信念、才智、品质和心血给他主办的杂志以成长的力量，他用无私殷切的关爱给杂志以永恒的记忆。而所有这一切，都来源于他勇于担当的坚忍品质。
责任：融入生命的力量
生命具有让人难以捉摸的双面性，对有的人它表现出了坚强，对有的人它表现出了脆弱。体现在曾凡身上，生命却表现出超乎想象的坚强。
1999年4月25日，第一次住进了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的曾凡治疗了半个月后，因惦记杂志社工作，病情稍有好转后即刻出院。他忘了医生的嘱咐，一个星期的忙忙碌碌，让他第二次住进了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结核性腹膜炎，脓性阑尾，手术切除，排出800ml腹水。5月25日出院，静养几天后，他把医嘱再次当成了耳旁风，忘乎所以地工作，一如既往地醉心于他对杂志的美好规划中。不到一个月病魔第三次让他住进了医院。6月21日曾凡住进了河南省人民医院，7月21日转住河南省胸科医院。从此以后，曾凡就与医院往来频繁，进进出出，出出进进，一年的时间有大半年住在医院。2007年4月，曾凡又罹患恶性肿瘤绝症，从此以后，他就长年住在医院，直到去世。
据曾凡的妻子杨蔚女士计算，从曾凡1999年4月25日第一次住院到2010年10月24日他在医院去世的11年半4197天时间里，曾凡在郑州、南京、北京共住院30多次，总计2700多天，达7年5个月。曾凡生病的11年半里，饱受着结核病、腹膜炎、肾病综合症、高血压、胃病、肠梗阻、恶性肿瘤等疾病的折磨，遭受着化疗等治疗的摧残，面色乌黑，皮包骨头，1米80的大个儿体重不足100斤，完全脱了人形。曾凡生病的11年半里服药几百斤，输液10000多瓶，身体无数次地插过氧气管、胃管、鼻饲管、常年埋着钟管，数次住进重症监护室，5次下过病危通知。
曾凡生病后，组织上为了照顾他，2001年初调他回文学研究所工作，这样可以不用坐班，对养病有好处。然而回到文学研究所的曾凡并不领会领导的意图，而是又重新做起了他的“评论王子”之梦。当然这种梦是在病榻上做的。
曾凡生病11年半，病房成了他的办公室，病床成了他的办公桌，电脑就是他手中的笔和本，也是他关注国家大事、了解学界动态、沟通外面世界的桥梁。为了操作电脑的方便，曾凡专门让妻子给他买了一个床上专用电脑折叠板，这样可以半躺着写作。他的妻子此间也成了他的“学术助理”，常常为他查找资料，借阅报刊，有时他病得不能写时也为他做做记录。到医院探望过曾凡的同志都忘不掉这样的场景：鼻孔中插着胃管或鼻饲管的曾凡仍在阅读，挂着吊瓶的曾凡半躺着仍在折叠板上的电脑上写作。为此医生护士没少训斥他，要他好好配合治疗，要他为自己的健康考虑，为自己的生命负责。训斥之后更多的还是为曾凡的工作精神所感动。看着脸色乌黑、面容憔悴、瘦骨嶙峋、身似朽木的曾凡，让人顿生悲哀和怜悯。他的好友许凤才研究员好言相慰：“悠着点，好好养病，来日方长，学问是做不完的，没有止境。”很多同事也都这样劝他。但曾凡听后，却说：“写作能转移注意力，减轻病痛。”有时也说：“我说不定哪一天就不行了，我得抓紧时间把我对文学的关注、对文化的关爱、对生活的热爱记录下来、写出来，这样我会心安一些。”这就是曾凡，他并不把劝慰的话记在心上，仍是我行我素，不停地思考，不停地写作。他还把朋友们的探视当做一个私人的沙龙，他抓住这个机会，有气无力地和朋友们讨论一些学术问题或社会热点焦点，或是分享他的思考成果。
曾凡在病床躺了11年半，在与病魔的抗争中持续不断地坚持着科研。他先后在《文学评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学习时报》、《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发表文章近200篇，出版专著4本。著作《旁观者》入选“2007年中国最佳随笔”；文章《新时期文学中的“软化”现象》、《谈谈文学的文化观照》、《中国人的人生之道》先后获省社科优秀成果奖；《童年的星空》、《包容的洛阳》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并获征文一等奖，《文化产品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精神》、《文学与价值生成》先后在《光明日报》发表。看着这些成绩，曾凡是快乐的，也是满足的。
曾凡的作品充满着对文学的信仰。他在《文学的信仰》一文中说：“文学永远是心灵的栖息地，是精神的灯塔，是人性的避难所。”“文学应该信仰真善美。”“文学要表现人的价值和人活着的意义。”他在《文学与价值生成》一文中说：“在人类的整个精神生长过程中，文学始终是最基本、最核心的参与者。文学是人的精神生长过程的结晶。”他在《文学的当下意义》与《文学在今天的意义》两文中都说：“文学承担着文化的自我修正功能。”他在《文学的知识分子属性》中说：“你不关心价值，你不想参与社会批判，你不对大众负责，你就不是知识分子，你就不是真正的文学家。”他在《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批评》一文中说：“真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一样，是批评家站在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的立场上，对人和世界的一种精神召唤，要有对价值的理解与承担，更要有对美和艺术的独特发展。”曾凡在不大厌其烦地重申着自己的观点：文学的存在价值就是为了告诉读者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作为一位文学批评人，曾凡特立独行，爱憎分明，决不奉迎附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梦阳先生在2009年9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撰文《难得文坛“诤言”》，对曾凡“诤言”式的文学批评给予了高度的赞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孔令环是这样评价曾凡及其作品的：“对于那些用自己的文字去温暖人心的作者，他毫不吝啬自己的赞赏；对于只为迎合文化、文学时尚而改变自己的写作的作者，他也从不惮于给予严厉的批评。 曾凡的文学批评就事论事，光明磊落，一如他做人的个性。”
曾凡的作品饱含着对文化的热爱、对文化英雄的崇敬。他在《中国文化英雄导论》、《谁是英雄》、《中国文化英雄与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文章中一再强调：“文化英雄可能不是伟人，不是重要人物，而只是生活中的名人，是道德高尚的人，或是一个努力实践自己信仰目标的人，是以其行为的方式和行为精神感动人的人。”“文化英雄则往往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是一种文化的价值承载者。”他坚定地认为：文化英雄是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是照耀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盏明亮。
文化英雄是一个开创性的研究课题。曾凡对此类问题的思索研究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曾把“文化英雄”作为一个课题申报过省级项目，那时他已意识到文化的重要价值与社会意义，具有开创之功和前瞻之见。曾凡的妻子说：“曾凡的最终目的是把'文化英雄’做成一部书奉献给社会，其章节已有眉目，题材也已集齐。书中体现出了他对文化英雄的理解，这也是他思想、人品、人性的自我体现。”然而，上苍不公，它没给曾凡更多的时间让他去把“文化英雄”这部书如愿完成。这成为曾凡永远的遗恨，也是我们的一件憾事。
曾凡始终秉乘着一颗诚恳而纯粹的心，以一种坚强与刻苦的毅力和那份不为世俗瞬息万变的利益所动的态度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写就了激情澎湃的作品。曾凡作品的核心内容是：关注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思考人为什么活着，同时也大声呼吁文人要担负起针砭丑恶、匡扶正义、引领读者的庄严使命，要做时代精神的弘扬者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曾凡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而这一切皆源于他对文学的信仰、对文化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对生活的厚爱，对信仰的坚守，对精神的追求和一个文人的责任，更源于他那一代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对改革开放的拥护与响应，及对改革开放成果的尊重与爱护。
曾凡抗病魔的毅力是超人的，孜孜探求学术真谛的精神是感人的。这是常人不能想象的，也是常人不能为之的。曾凡不凡，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信念：触及灵魂的升华
对家乡的爱，对家乡人民的爱，对家乡文化的爱，对华夏历史文明的爱，是中原大地上每一位正直有爱心的有识之士的共性。曾凡在这方面是一位文化英雄。
曾凡在重症监护室的最后几天里，凝聚着曾凡生命智慧和心血的著作《我是河南人》终于出版了。这部曾凡留给我们最后的作品，是他生命的绝唱之歌，礼赞之歌。
《我是河南人》萌动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构思于多病缠身之时，写作于病榻之上，成稿于2006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贫穷和教育的缺失，加上人性固有的劣根性，使极个别河南人做出了一些坑、蒙、拐、骗、制假贩假等龌龊肮脏之事。河南人的形象在国人眼中一落千丈，任何坏事劣迹都被认为是河南人干的，于是极力丑化河南人，河南人的形象被妖魔化了。河南人的名声坏了，出门坐火车没人和你同座，在外住旅馆没人敢和你同室，就连广交会上个别商家也打出了“不同河南人做生意”的横幅。一时间，河南人被看做是洪水猛兽。这让绝大多数河南人非常气愤，于是很多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纷纷撰文著书维护河南人的形象。正直且对故土充满深深热爱之情的曾凡充当了文化斗士，在对河南、河南人、河南文化深思熟虑后，大声疾呼：河南文化要自觉，河南人要自信，中原精神要弘扬，河南形象要改变。与此同时“为河南人立传”的想法也在他心里悄然萌动。这也是曾凡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可喜的是，这件事他做成了。
《我是河南人》一书历经近二十年的运思与创作，其成稿后的出版过程也不顺利，可以说颇为曲折，从中既看到曾凡对科研的执着，更反映了曾凡对河南的爱。曾凡住院期间，我多次探望，谈话中他更多流露出对工作的渴望和对科研的追求。记得2008年底前，我又到医院看他，他对我刚由人民出版社出的书给予了好评，并说起了他的《我是河南人》一书，也准备出版。看着他瘦骨嶙峋的身体和有气无力的样子，我劝他不要再为科研劳心劳力了，要好好地养病。第二年，再到医院看他，他更虚弱了，但他很兴奋地对我说，他的书联系到了出版社，很快就会出。过一段时间再去看他，他已经被病魔折磨得形容槁枯，鼻子中插着胃管和鼻饲管，说话出气都很费劲。问及他出书的情况。他对我说，拿着他出书钱的人联系不上了，他被人骗了，书没出来。因为整天住在医院，他就从网上联系出书，结果被人骗了。后来，气若游丝、岌岌可危的曾凡一直努力着为这本书找出版社。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曾凡的诚心打动了台海出版社，他们答应在2010年国庆节前出书。可喜可贺的是，在曾凡最后一次住进重症监护室的日子里，他生命的结晶的《我是河南人》这本书终于面世了。
《我是河南人》洋洋洒洒二三十万字，时间跨度几千年。曾凡在后记中说：“我在书中写了古人的故事，也写了今人的故事，写了伟大人物的故事，也写了星星点点的我身边的普通人的故事。”他还说：“希望这本书终有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会对读它的人有所触动有所启发。这是一本有自己真实思想的书，谢谢认真读这本书的人，谢谢能在金钱至上的时代里抽出时间读书，关心人和人的精神的故事。”这就是曾凡写这本书的初衷和情怀，它充分体现了一位文人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在书中，曾凡饱含激情地讴歌了河南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是华夏文明的创造地，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诞生地。生活在中原大地上的河南人有着深重的忧患意识，其不畏艰难、迎难而上的品质，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意志，舍身取义、乐于奉献的精神，和谐向心、团结共进的思想，铸就了伟大的河南精神和中原文化灵魂。曾凡说“河南精神是中原崛起的文化灵魂和精神支柱”。河南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它哺育了华夏民族的成长，激励着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创新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关于《我是河南人》一书，学界有如下评价：
河南文学院院长何弘先生说：“《我是河南人》一书是对河南人品格、内在精神特质的充分阐释。此书表现出了曾凡选题的前瞻性和敏锐的学术眼光，而曾凡本人的一生也是这种河南精神的生动注脚。”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韩宇宏研究员说：“《我是河南人》不仅阐述了河南人的精神品格，更是对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发展历程的阐发。”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葛培岭研究员说：“《我是河南人》的选题体现了王增范的学术运思方向，其核心在于'人’。'人’的研究是一个长远而又迫切的文化问题，而他做的就是这一前瞻性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河南人》思考的不仅仅是河南人的问题，也是中国人的问题，更是全人类的问题。”
每个人的内心能够承载的东西并不多，在曾凡的心中，承载着的多是对河南的热爱。《我是河南人》是为河南人正名、为河南形象增辉、为中原文化鼓与呼、为河南精神赞而颂的创举，也寄寓着对中原美好未来的憧憬。《我是河南人》所阐述的河南精神在建设中原经济区的今天，也具有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
这就是曾凡，一个被病魔缠身而不忘中原文化的人，一个生命垂危而念念不忘家乡父老的人。他的坚定、执著、不屈不挠、永不言弃、奋力拼搏的精神让人敬重、敬佩，更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追求：诠释生命的真谛
19世纪末，南太平洋塔希提岛上，在落日的余晖下，面对浩淼的大海，孤独而苦闷的高更站在悬崖上，伸出双手向上苍追问：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
在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暮年之际，一遍遍自问：“我的生命意义何在？”
在德国，叔本华认为：“只有欲望是永恒的，人生没有意义。”
在中国，2000多年前，无助与沮丧的屈原彷徨山泽，一连发出173个问题叩问上天。
人类，一直生活在这个“生命有无意义”的巨大问号中，也在不停地苦苦寻找着答案。在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中有难以摆脱的绝望与忧伤，也有不屈服命运的挣扎与反抗。
生命意义何在？如何予以解答？
曾凡研究员用他对生活与工作的热爱与追求，对此做出了自身的解答。
曾凡在《生存空间》一文中说：“一个男人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你最好的生存空间，就在你最热爱的事业中。”
曾凡在《布吕丹的驴子》一文中说：“不论男人女人，不论古人今人，也不论大人物小人物，每个人都能找到生命的价值，每个人都可以创造生命的辉煌，关键是要把握住自己的生命方向。”
曾凡在《旁观者•活着的“意思”》一文中说：“给自己一个梦吧!有了梦，也许你就找到了生活中所有的意思。”
曾凡的“事业”是什么？
曾凡的“生命价值”是什么？
曾凡的“梦”是什么？
曾凡以他平凡的人生实践，坚忍的执着精神，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怀着对家乡父老的炽热情感，怀着对科研工作的无比热爱，坚守着自己的信念，放飞着自己的梦想，乐观地对待生活，真诚地对待工作，兢兢业业，无怨无悔，百折不挠，执着前行，笔耕不辍，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直至生命。这就是曾凡的“事业”、曾凡的“生命价值”、曾凡的“梦”，他从中获得了人生价值的实现和幸福愉悦的满足。
曾凡是平常的。他以一位科研人员干一行爱一行、做一行奉献一行的务实与敬业，践行着自己的“事业”、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实现了自己的“梦”。
曾凡是非同寻常的。他完成了人生价值由有限到无限，由普通到高尚，由短暂到永恒的本质升华。他使自己的“事业”辉煌、“生命价值”高贵、“梦”五彩斑斓。
曾凡是幸福的。他实现了心灵的超越，找到了生命的真谛。
曾凡的所作所思弥漫着庄严的气息，闪烁着神圣的光辉，跳动着生命的脉搏，勃发着青春的激情。曾凡为我们科研人员矗立起人生价值选择的最佳坐标，展示出科研人员鲜活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
曾凡的身上集中凸显了“普普通通、踏踏实实、不畏艰难、忍辱负重、自尊自强、能拼会赢”的务实河南人形象。曾凡的精神真正体现了“平凡之中的伟大追求，平静之中的满腔热血，平常之中的极强责任感”的三平精神。曾凡的精神是社科战线创新工程的驱动力，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实现科研腾飞的动力源。
曾凡走了。
他给我们留下了坚定不移的科研态度，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坚定执着的学术追求、拼搏进取的奉献精神、辉煌不朽的科研成绩等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永远地召唤着我们的心灵，激荡着我们的精神，鼓舞着我们一路前行。
说明：本文作者闫菲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闫德亮研究员笔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