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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
——以胡适、闻一多、冯至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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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千百年来成为诗人们的典范。时过境迁，到了20世纪，时代造成的个性的张扬使“以杜甫为宗”的观念永远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对杜诗的富有个性化的继承和发扬，人们通过不同的途径走进杜甫，形成和古代诗人截然不同的学杜特色。
新诗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古典诗歌的一次颠覆性的反叛(正如有些学者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断裂一样)，然而事实要复杂得多。自从胡适举起“诗国革命”的大旗，高呼“作诗如作文”，提倡诗歌的无韵化和散文化，废除旧体诗的所有规范，似乎一夜之间，旧体诗成为打倒的对象，胡适也屡屡为自己新诗中消除不尽的旧诗气息感到汗颜。然而如果不仅仅局限于新诗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古代诗歌传统作为潜在的因素，其影响是割不断的精神血缘。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和新诗的发展，人们从杜甫身上学习借鉴的侧重点也有所差别。20年代初，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启蒙”成为时代的主题，作家们大力宣扬人道主义精神和平民意识，与之相适应，大力宣扬白话文学，掀起白话文运动。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胡适的学习杜甫颇有些“托古改制”的味道，就思想主题而言，他把杜甫的“问题诗”作为研磨的对象，十分注重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平民意识，在形式上，着重学习的是杜甫的“白话诗”、“诙谐诗”、“小诗”，除个人主观因素外，还出于借此为白话诗张目的考虑，受胡适影响的早期白话诗人也多有这种倾向。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军阀混战、政治黑暗、内忧外患并存的社会背景使这一时期的诗人更看重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闻一多正是这一时期受杜甫思想影响颇深的爱国诗人，同时，新诗在确立了文坛地位之后，摆脱早期的粗糙与稚嫩、寻求进一步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以闻一多为首的新月诗派同人提倡“新格律体”，与杜甫以及整个古典诗歌传统是分不开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战争造成的流离失所，打开了诗人们的视野，也促使他们将内在与外在、现状与历史对接起来对社会、人生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希冀在诗歌里铺开一个无所不包的广阔世界，杜甫中晚年的诗歌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绝好的样本，从以上各方面来看，冯至都可以称得上是这一时期最得杜甫精髓的诗人。这一时期以及建国后的很多诗人是通过冯至接受杜甫影响的。
由于胡适、闻一多、冯至在现代诗坛中的重要地位，更由于他们在接受杜甫影响方面十分具有典型性，本篇试图以这三人为代表，谈谈杜甫对现代新诗的深远影响，以期寻找古代诗歌传统在现代的存留与嬗变的轨迹。
一、作为白话诗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戴上有色眼镜看杜甫及其诗歌是自不待言的。他研究古代文学的宗旨是给白话文学开辟道路。在他的这种思维定势中，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杜甫也被他用来作为证明白话文学价值的重要工具。
在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一书中，杜甫是惟一一位以个人为单位列专章进行讨论的诗人，可见他对杜甫的重视。他对杜甫进行了十分个性化的研究，就思想主题而言，他把杜甫的诗歌当作唐代的“问题诗”，认为杜甫诗歌开后世社会问题诗的先河，看到杜诗对时事极为关注的一面，以及“平民主义”、“人道主义”的一面；在形式上，他看重的是杜甫的以“俳谐体”、“打油诗”、“小诗”为主的“白话诗”：“杜甫最爱作打油诗遣闷消愁，他的诗题中有'戏作俳谐体遣闷’一类的题目。他做惯了这种嘲戏诗，他又是个最有谐趣的人，故他的重要诗(如《北征》)便常常带有嘲戏的风味，体裁上自然走上白话诗的大路。他晚年无事，更喜欢作俳谐诗，如上文所举的几首都可以说是打油诗的一类。后人崇拜老杜，不敢说这种诗是打油诗，都不知道这一点便是读杜诗的诀窍：不能赏识老杜的打油诗，便根本不能了解老杜的真好处。”①“他晚年做了许多'小诗’，叙述这种简单生活的一小片，一小段，一个小故事，一个小感想，或一个小印象……杜甫的'小诗’常常用绝句体，并且用最自由的绝句体，不拘平仄，多用白话。这种'小诗’是老杜晚年的一大成功，替后世诗家开了不少的法门；到了宋朝，很有些第一流诗人仿作这种'小诗’，遂成中国诗的一种重要的风格。”②从创作方法而言，他认为杜甫诗歌是写实主义诗歌的最伟大的代表。在创作实践中，他自然也是根据自己对杜甫的理解对杜甫诗歌及其诗歌精神进行学习借鉴。
早在少年时代胡适对杜甫的诗就有所借鉴，最为明显的是他的旧体诗中对杜甫诗句屡有引用或化用，如：“可怜家国计，都是稻粱谋”(《口号》)化用“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何时重聚首，相向泪阑干”(《赠别黄用溥先生》)化用“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谁为患难交？翻手成雨云”(《赠鲁楚玉》)化用“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贫交行》)等，其中有对蝇营狗苟的官僚们的不满，有对家国不振的痛心和牢骚，但大多仅限于形式方面的借用。
随着胡适作白话诗时日渐多，他对杜甫的借鉴主要不再表现在化用、引用杜诗，而是开始学习杜诗“问题诗”揭露事实、弹劾时政、同情劳动人民的一面，表达自己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和爱国情怀。有的表现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尽管这种同情很有限)，如《人力车夫》等；有的抨击黑暗政治，如《“你莫忘记”》、《威权》等；有的表达自己的愤激之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如《读报有感》、《双十节的鬼歌》等，有的抒发对祖国繁荣富强的企盼，如《睡美人歌》等，更重要的是汲取了杜甫身上的积极入世的精神，如：“高谈好辩吾何敢？回天填海心难灰”、“时危群贤各有责，且复努力不须哀”(《春日书怀和树永》)、“今当重归来，为国效奔走”(《朋友篇?寄怡荪，经农》、“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文学篇?别叔永，杏佛，觐庄》)等等，同时汲取了杜甫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如《乐观》，借砍树人的不在和树的劫后余生抒发一种坚毅乐观的人生态度，其他如《努力歌》、《后努力歌》《平民学校校歌》等也都是这种乐观精神的体现。
但需要指出的是他对杜甫有意识的学习模仿更多的侧重于形式，而且这种借鉴也是很片面的，主要是他所认为的杜甫的包括“打油诗”、“小诗”在内的散文化的白话诗。他写了很多幽默诙谐的诗歌，大多属于打油诗之类，如《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陶渊明和他的五柳》、《恭颂赤脚大仙》、《戏和周启明打油诗》等，由于胡适对杜甫理解的偏差，他很得意于自己的这些有时显得无聊的诗作并乐此不疲，这些诗作积极的一面是使诗歌多了人间烟火气，不良的倾向是有时趋于油滑。他还写了很多小诗，如《鸽子》、《湖上》、《也是微云》、《小诗》等，在意境上追求平实，但缺乏浓郁的诗情和丰富的想像力。这是时代的局限也是胡适自身的局限。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适是属于春天的诗人，他的诗是青年的歌唱，所以很难领悟离乱之际久经磨难的杜甫成人式的诗篇，因而远没有登堂入室，得老杜精髓。其实这不能全怪胡适，从个人来看，很多诗人对杜甫的诗歌开始领悟乃至爱不释手几乎都在中年以后，从时代来看，往往经历过世事坎坷、家国变迁的一代才能更多地贴近杜甫。由是观之，后出的闻一多、冯至等人能够后来居上就不足为怪了。
二、闻一多一生关于杜甫的研究成果很多，有《杜甫》、《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少陵先生交游考略》、《说杜丛钞》等。他对杜甫极为推崇，《杜甫》一文用生动的语言、极度的激情，形象地描述了杜甫那种直面人生的人格和沉郁顿挫的诗格，将杜甫誉为诗国中的“凤凰”：“诗国里也没有比杜甫更会唱的”③，还说：“我以为诗人有等级的，我们假设说如同别的东西一样分作一等二等三等，那么杜甫应该是一等的，因为他的诗博，大。”④
闻一多对受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影响很深，他早期在国外留学时期的诗歌中有很多诗篇倾诉对祖国深沉的思恋，如《太阳吟》、《口供》、《祈祷》等。回国后，面对满目疮痍的现状，他从思乡的梦中惊醒，转为对贫苦下层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黑暗统治的抨击，在这种同情和批判中表现出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这和他早期诗歌中的浪漫主义色彩大相异趣，也和他对杜甫越来越深的理解分不开。杜甫在流离的生活中近距离地和下层劳动人民接触，从而写下了许多不朽的同情劳动人民苦难的诗篇，闻一多也是如此，回国后的现实震醒了他，从云端坠落地面，直面人间疮痍，开始为人民大声疾呼。这一点正是对杜甫人道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静夜》中，诗人不满于“墙内尺方的和平”，深知不能因为静夜的闲适，“就听不见了你们四邻的呻吟，/看不见寡妇孤儿抖颤的身影，/战壕里的痉挛，疯人咬着病榻，/和各种惨剧在生活的磨子下。”一个伟大的诗人绝不会因自己能幸免坎坷的命运就在广大人民的苦难面前闭上眼睛，杜甫不会因为自己“名不隶征伐”而看不到人民的苦难，闻一多也是如此，不会因为自己能过上平静的生活就忘了墙外广大人民的悲惨境遇。
《荒村》里，他描画了一个村庄因军阀混战、村民四处逃难而变成的荒村，用自然景色的美好来反衬出社会的丑恶，在对比中显示出人世的荒谬，和杜甫的《宿花石戍》的表现手法极为相似。荒村的写作背景是这样的：“……临淮关梁园镇间一百八十里之距离，已完全断绝人烟。汽车道两旁之村庄，所有居民，逃避一空。农民之家具木器，均以绳相连，沉于附近水塘稻田中，以避火焚。门窗俱无，中以棺材或石堵塞。一至夜间，则灯火全无。鸡犬豕等觅食野间，亦无人看守。而间有玫瑰芍药犹墙隅自开。新出稻秧，翠蔼宜人。草木无知，其斯之谓欤？──民国十六年五月十九日《新闻报》”⑤面对这种荒谬的景象，闻一多在诗中写道：“他们都上哪里去了？怎么/吓蟆蹲在甑上，水瓢里开白莲；/桌椅板凳在田里堰里飘着；/蜘蛛的绳桥从东屋往西屋牵？/门框里嵌棺材，窗棂里镶石块!/这景象是多么古怪多么惨!/镰刀让它锈着快锈成了泥，/抛着整个的鱼网在灰堆里烂。/天呀!这样的村庄都留不住他们!/玫瑰开不完，荷叶长成了伞；/秧针这样尖，湖水这样绿，/天这样青，鸟声像露珠样圆。/这秧是怎样绿的，花儿谁叫红的？/这泥里和着谁的血，谁的汗？/去得这样的坚决，这样的洒脱，/可有什么苦衷，许什么心愿……这景象是多么古怪多么惨!/天呀!这样的村庄留不住他们；/这样一个桃源，瞧不见人烟!”⑥我们再看杜甫的《宿花石戍》：“午辞空灵岑，夕得花石戍。岸疏开辟水，木杂古今树。地蒸南风盛，春热西日暮。四序本平分，气候何回互。茫茫天造间，理乱岂恒数。系舟盘藤轮，杖策古樵路。罢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虽芜没，农器尚牢固。山东残逆气，吴楚守王度。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⑦两相对照，可以明显看出二者之间的承传关系，都是以美景来衬托悲情，达到倍增其悲的艺术效果。闻一多诗中的“荒村”意象和杜甫笔下的“空村”极为相似，杜甫诗云：“废邑狐狸语，空村虎豹争。”(《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空村唯见鸟，落日未逢人。”(《东屯北崦》)，闻一多从杜甫那里学得的不仅是对比的艺术技巧，更重要的是悲天悯人的情怀。
《春光》中，他看到在一派大好春光中不和谐的音符：“忽地深巷里迸出了一声清籁：/'可怜可怜我这瞎子，老爷太太!’”⑧《飞毛腿》⑨写一个外号为“飞毛腿”的人力车夫和他妻子的惨死，写旁人的冷漠，对统治者的黑暗统治进行义正辞严地揭露和谴责。《天安门》用一个人力车夫的独白口吻，叙述了当政者对请愿学生刀兵相向的暴虐场景，愤怒地将矛头直指执政府。这种直面人生的精神和杜甫很相似，杜甫笔下触目可见对当时现实的逼真描画，如“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应沉数州没，如听万室哭”(《三川观水涨二十韵》)、“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山中漏茅屋，谁复依户牖。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述怀》)，等等，从以上对照中我们看到闻一多对杜甫关怀民瘼的精神的汲取和张扬，借用杜甫的一句诗正可以表现闻一多的心情：“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
闻一多提倡新格律诗，也与他仰慕杜甫有很大关系。在《律诗底研究》中，他以杜甫的《野望》为例来说明诗歌应具备“浑括”的特质：“'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此诗内计所感到者，有兵患，旅愁，怀弟，惜老，愁病，伤遇，凡六事。事事不同，而其钥音Key note则不外篇末'萧条’二字而已。此调和而不失个性之谓也。”⑩他认为这首诗所感到的“兵患”等六事所具有的这六种情调都统一在“萧条”的篇末二字上，所以这首诗有一种“浑括”的风格。闻一多从杜甫的诗中看到中国文化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自我的力量美，并将之和中国律诗所特有的“均齐”、“蕴藉”、“圆满”等特征一起，作为有益的因素参与到“新格律诗”理论的建构中去，使之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杜甫对于闻一多的影响，不仅限于对其诗歌主题和技巧的影响，还有对其诗歌理论的影响，而且他的“新格律诗”理论吸引了当时很多优秀的诗人，杜甫也就通过闻一多对现代很多诗人产生了虽然间接但很重要的影响。
三、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是现代诗人中受杜甫影响最大、对杜甫精神领会最深的诗人之一。他早年受晚唐诗风影响较大，到了三四十年代，人到中年，又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相似的时代氛围、相似的颠沛流离的遭际给冯至与杜甫接近亲和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对杜甫一改“敬而远之”为“敬而近之”了。在抗战期间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冯至历时近十年写作了中国第一部杜甫传记《杜甫传》，充分显示了杜甫在冯至心目中的地位，他在《杂诗九首》(一)《自谴》一诗中说：“早年感慨恕中晚，壮年流离爱少陵。”在《赣中绝句四首》(二)中他阐释了其在历尽流离之苦之后开始对杜甫诗歌刮目相看：“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未解诗中尽血泪，十年佯作太平人。”在《杜甫》一诗中冯至这样刻画杜甫的伟大人格：“你在荒村里忍受饥肠，/你常常想到死填沟壑，/你却不断地唱着哀歌/为了人间壮美的沦亡……”杜甫一生坎坷，贫穷是他最显著的标记,同时也是塑造杜甫伟大人格的巨大力量。尽管“在荒村里忍受饥肠”,“常常想到死填沟壑”，但“为了人间壮美的沦亡”，他发出了不朽的“哀歌”。精神的崇高使他有“无穷的神的力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冯至靠近杜甫的原因。
从诗歌创作而言，冯至的诗歌理想是有着地负海涵的内容和抵达生命最底处的诗歌，这种诗歌理想是冯至与杜甫接近、靠拢的纽带。早在1926年，冯至就在《我只能……》一诗中把自己心目中理想的诗歌称为“正午的一套大曲”：“我怎样才能谱出/正午的一套大曲——/有红花，有绿叶，有太阳，/有希望，有失望，有幻想，/有坟墓，有婚筵，/有生产，有死亡：/欢腾腾，都是爱情，/欢腾腾，都是生命!”，在现代人对杜甫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话：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认为盛唐诗歌属于少年时期，到杜甫则为成人时期，吴经熊的《唐诗四季》把杜甫列为夏季诗人的代表。其用语不同，但都旨在说明杜甫安史之乱后的诗歌是历经坎坷后逐渐成熟的诗篇，四季中的“夏天”、人生中的“成人”和一天中的“正午”极为相似。杜甫的诗篇与冯至心目中的理想诗歌有高度的相似性，冯至以杜甫诗歌为典范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冯至前期的诗歌浪漫主义成分居多，题材比较狭窄，到《十四行集》开始变得阔大。单纯从形式上，评论者们最容易看出的是其与里尔克的关系，冯至的这段话被一再引用：“我写十四行，并没有严格遵守这种诗体的传统格律，而是在里尔克的影响下采用变体，利用十四行结构上的特点保持语调的自然。”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冯至在和周棉通信中的这句话：“30年代先是读里尔克，后来是杜甫和歌德。我写的十四行，里边有里尔克、杜甫、歌德的影响。”片面强调任何一人的影响则是不正确的。在《十四行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追求的正是杜甫式的无所不包的广阔艺术世界，用冯至的话说就是“从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联的，对于每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这种变化和杜甫极为相似，杜甫早期诗歌受盛唐浪漫主义文学风尚的影响，经安史之乱，诗风一变而为沉郁顿挫，内容也开始有海纳百川之势。
《原野的哭声》通过“原野的哭声”写对人民的苦难生活的同情，这哭声既是几千年来无数个孤儿寡妇的生活再现，也是当时战争惨象的一个缩影。诗人将灵敏的触角伸到社会的角角落落，从侧面反映了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在这里，我们仿佛听到杜甫的《又呈吴郎》中“无食无儿一妇人”因为征求“贫到骨”的哭诉，听到“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的哀怨，听到石壕村中“出入无完裙”的儿媳在深夜中的“泣幽咽”之声。和杜甫一样，诗人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深深体味苦难人生，才能如此真切地用一支笔来呼应“原野的哭声”。
冯至对万物充满了伟大的同情，这一点和他对杜诗的理解有一定关系。冯至在《人间要好诗》中说：“杜甫对于自然界优美的景物也善于体贴入微，对它们怀有衷心的热爱。……体会到'远水非无浪，他山自有春’这个自然界无往而不可爱的真理。至于'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则说明这位五十多岁久经患难的诗人，对于弱小的生物心理保持着多么深厚的爱怜。”冯至的几首咏物诗明显受杜甫这类诗歌的影响。他从小狗母亲身上看到母性的崇高与无私(《几只初生的小狗》)，在《鼠曲草》中赞扬鼠曲草“高贵和洁白”的品质，在《有加利树》中将风中的有加利树比作“一座严肃的庙堂”。用“你”或“你们”来称呼几只小狗、鼠曲草和有加利树，和动物、植物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在交流中泯灭了人与物的界限，与它们心有灵犀。这与杜甫的诗歌中对鸟兽虫鱼、花草树木的同情与理解无不相似。杜甫接受了中国儒学中“天人合一”的宇宙精神，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同存共亡的血肉相连关系。他说：“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共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在杜甫的眼里，山川河流、花草树木、鸟兽虫鱼都是有性灵的，都是和人一样有感情的。《绝句漫兴九首》(其七)中细心体悟大自然中动植物的母子亲情：“笋根雉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描绘出一幅温馨的母子相偎相依的图画，冯至对狗妈妈母爱的描写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出自一种推己及“物”的思维方式。杜甫在《栀子》中对栀子的激赏，《古柏行》中对古柏的描写，与冯至对鼠曲草、有加利树的称赞都在于看重它们高贵的品质可师可友。
在这种与自然万物的心灵交融中，他看到生命之间的相通相融，看到宇宙万物间微妙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别离》等诗篇中，人与自然、自我与他人、内在与外在都完全融合在一起了，达到了一种生命的“融合”。冯至在赠给李士勋的杜甫的诗句“江城含变态，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回万古春。”下面，冯至写道：“我非常喜欢杜甫的这四句诗，因为它们深入浅出，写出了宇宙间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杜甫博大的仁者情怀和宇宙意识对他的影响。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十四行集》中，冯至对于战争的切入点与众不同，他不但写现实，还上升到更高的层面对生命进行形而上的思考，显示出旁人很难企及的深度。从内在心灵到外在人世，从小我走向大我，从狭窄走向无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一切所有(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的承担，贯穿其中的是诗人对存在、生命与人生奥秘的感慨和思索。而这种沉思，也只有在颠沛流离之中的人才会显得如此深刻与执著。而这些也正是杜甫中晚年诗歌的精髓所在。
冯至对杜甫的倾慕使他一再在诗中描画杜甫，《杜甫》一诗借老汉之口叙述了一个访求杜甫的故事，通过所谓的“杜甫的学生”和“一个农夫”的对比说明杜甫活在人民心中，字里行间充溢着作者对杜甫的崇敬和热爱。冯至心中的杜甫不是“忠君”的杜甫，而是“爱民”的杜甫，也是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诗人：“象一些美丽的野花野草，千百年自然地生长在山间”。这首诗彰显了杜甫“人民性”的一面，这和当时对“人民性”的提倡有关，也和杜甫本身所具有的人民性有关。
从诗歌艺术而言，朱自清认为“冯先生是在平淡的日常生活里发现了诗”，冯至在写法上撷取了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事物和现象以及一瞬间的印象，以小喻大，表现了独特的感受和深刻的内容，这一点也和杜甫很相似，杜甫的诗句也是随手拈来，从平凡的小事物中皆可发现诗趣的，正如陈师道所言是“遇物而奇”(陈师道：《后山居士诗话》)。从外形看，都剥落了华丽的衣裳，而显得朴实无华，“豪华落尽见真淳”，无技巧的结果是做到随物赋形、随心所欲、左右逢源。同时他还继承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大胆开拓新的诗境，采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技巧，锤炼诗歌语言，不断实现艺术的突破，这种超越创造精神也是杜甫所具有的，杜甫爱称赞别人的诗为“新诗”，如“新诗句句好”(《奉赠严八阁老》)、“新诗锦不如”(《酬韦韶州见寄》)等等，这个“新”字说明了杜甫对创新精神的肯定和激赏，自然也是杜甫自己诗歌创作的追求所在。冯至诗曰“早年感慨恕中晚，壮年流离爱少陵。工力此生多浪费，何曾一语创新声？”正是从杜甫身上看到了创新精神的可贵。“何曾一语创新声？”是他的自谦之词，也是他的追求所在，他用他的诗歌继承且发扬了杜甫的创新精神，将新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由上可知，杜甫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对现代新诗创作的影响不容忽视。从20年代到40年代，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时人对杜甫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杜甫的学习借鉴存在一个由浅到深、由表及里的过程，杜甫作为最珍贵的文化资源，是参与了中国新诗的建构的。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胡适、闻一多、冯至以及其他从杜甫那里学习借鉴的现代诗人，没有一个是纯粹以杜甫为宗的，杜甫只是作为众多文化资源中的一部分对新诗产生影响，也就是说杜甫只是形成“合力”的一股绳，而远非全部。我们只有这样理解，才能正确把握杜甫与现代新诗的关系。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们的借鉴是一种在开放的文化背景中能动地“扬弃”并存的借鉴，即使受杜甫影响很深，却仍不失为新诗。
作者简介：孔令环，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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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胡适：《胡适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39—240、243页。③闻一多：《杜甫》，《唐诗杂论》，中华书局，2003年，第141页。④闻一多：《诗与批评》，《闻一多论新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24页。⑤⑥闻一多：《闻一多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48、248—250页。⑦杜甫：《杜诗详注》第5册，仇兆鳌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1965—1966页。⑧⑨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183、194页。⑩闻一多：《闻一多选集》第1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18页。冯至：《冯至选集》第1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4、257页。冯至：《冯至全集》第1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45—346页。冯至：《杜甫传》附录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44页。李士勋：《怀念我的导师冯至先生》，《欧览月刊》，摘自欧览网站，http://www.ouline.de/topic/index_text.php/?id=wenhua&story_id=7994.朱自清：《诗与感觉》，《新诗杂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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