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2005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印尼雅加达亚非峰会上首次提出共建“和谐世界”的主张；同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又发表了“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和谐世界”所阐释的国际关系新理念正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引起共鸣。“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既源于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中“和”之精义，又表达了中国政府对于当今世界的深刻理解和战略抉择，具有深刻的哲学依据。揭示这一理念的哲学基础，对于推进“和谐世界”理念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和合”理念传统的继承
外交政策总是和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和谐世界的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紧密相连,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即“和合”思想之中。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和合”思想。在中国古代经典论述中，“和”指和睦、和平、和谐；“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合”并举，意为和谐、协调与合作。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就对“和合”思想进行了论述。儒家创始人孔子把“和”视为做人处事的重要标准，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礼的作用，和睦是最重要的。他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命题，深刻阐述了“和”不必一定要“同”，而“同”者也可能“不和”，以及善待自己更要善待他人的道理。在儒家看来，“同”并非“和”的先决条件，能在“不同”中求“和”才是最高的境界。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说，要办成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合作。中国古代另一大思想流派道家提倡“天人合一”，即人要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在尊重与保护自然中谋生存，求发展。“和合”思想是中国古代先哲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本质的概括，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兼容并包、平等相处是其思想内核。它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如阴阳、天人等，但同时又把具有差异性的事物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等；它并不否认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但主张防止过度的矛盾和冲突破坏不同事物相互依存、共同存在的环境基础。体现在国家间关系上，“和合”文化哲学主张“和为贵”，“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反对恃强凌弱，干预他国内政。
“和合”思想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外交哲学和对外交往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协和万邦”是历史上中国内部处理邦国关系的原则，其要旨是以道德教化为本，以治理好自己的家园为前提，并以此去感化其他的邦国，从而达成“协和万邦”的理想状态。后来“协和万邦”演化为中国封建王朝处理中国内部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原则之一。中国绝大多数王朝在建立起来之后，都注意止戈息武，强调“协和万邦”，实现“万国咸宁”、“天下太平”。即使是鼎盛时期的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中央政府也多实行睦邻友好的政策，而不是向外侵略扩张，谋求霸权。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被沿途各国公认为友好交流之路。郑和曾经七下“西洋”，当时，中国拥有世界一流的舰队，但舰队远航的目的并不是抢掠土地，索取财物。郑和的船队从东南亚到东非，远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路带去的是互利贸易和邦交友谊。
“和合”思想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往、吸收、融合，对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正是中国领导人在吸收、开拓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合”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和合”思想为新世纪中国和谐世界外交理念的提出蕴聚了深厚的思想源泉。和平共处是我国一贯的外交主张。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出“求同存异”的呼吁。中国、印度等国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已成为世界公认的指导国家关系的普遍准则。1974年，邓小平在第六届特别联合国大会上，阐述了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表示了“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决心。1995年，江泽民主席在联合国50周年首脑会议上声明，中国的发展和强大“绝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在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特点与差异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减少摩擦、增加共识，发扬“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显得更为重要。为此，胡锦涛主席在2005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重要思想，向世界表明，不断发展的中国，将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存、共生、共赢的“和合”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综观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对“和谐世界”、“和谐地区”、“和谐周边”等理念的阐述，其核心正在于倡导“和为贵”，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善待他国，异而不斗；主张世界多元文化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相辅相成。
总之，“和谐世界”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主张各国以包容精神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和谐世界”新理念的目标是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在和谐世界中，各国内部的事情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平等协商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享有平等参与权与决策权。各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将自身的安全与发展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基础之上。“和谐世界”新理念的这些主张，和“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等古代“和合”哲学思想一脉相承。
二、普遍联系的现实要求
外交政策的选择既根植于文化传统，更反映现实的要求。“和谐世界”的理念深刻反映着普遍联系的现实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运动是物质的本质属性，物质在运动中产生了普遍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整个世界就是通过一系列中介和桥梁而联系起来的生动图景。任何事物都是在联系中存在，而不可能孤立存在。现代系统理论更进一步证明，事物内部的诸要素之间，事物与其周围的环境之间，总是通过联系构成一个系统存在和发展，所有事物都处于系统之中。国际社会就是一个建立在国与国之间联系基础上的政治系统。“国于大地，必有于立”。随着国家的出现，国与国之间或多或少总会发生某种交往，于是便产生了原始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此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交通和通讯的改善而日趋密切，内容也日见丰富和复杂。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迅猛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国家之间的联系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其主要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国际经济关系的整体化发展趋势，国际分工、市场经济、贸易往来、跨国投资、金融流通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将世界经济结成了一个密切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程度较高的地区，特别是经济大国之间，甚至达到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地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止一次地显示，美国华尔街股市的暴跌，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波及香港的金融业，几天之内可能引发香港经济的滑坡，几个月内导致大量工人和职员的失业。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减少外国纺织品进口配额的议案，就有可能使得中国几十家纺织工厂倒闭，华北、西北大量的棉农卖不出棉花。
经济全球化的力量把整个世界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正是普遍联系的表现形式。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得当代的各国关系异常复杂，千姿百态。在各国之间，有利益共生的友好同盟关系，有需要与冲突并存的矛盾关系，也有相互联系不太紧密的松散关系，还有相互仇视、甚至战争的敌对关系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如果不能和谐相处(包括人类与自然)，而一味追求本国或自身不合理的利益或权力，必然损害与自然、其他国家、其他人类群体的和谐，危害十分巨大、甚至是毁灭性的。一是因为当今世界上，在人类关系、国家关系方面，还有不少不和谐的因素。贫困、战争、暴力事件、种族歧视、民族冲突、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等等。除了人类之间的关系和自身因素以外，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诸多的不和谐。自然环境继续遭到大规模破坏，自然灾害频发，传染性疾病蔓延等等不和谐因素，时刻威胁着人类的和谐生存与发展。而这些负面因素是长期存在的，有些负面因素还在继续蔓延、扩大。如果不加以认真对待的话，甚至可能出现大规模爆发。
如何应对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的挑战，是更高层次的国际关系哲学。从人类以前成功的经验中可以看出，相互团结、相互协调、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之所以提出“和谐世界”的政策主张，正是因为洞察了全球化时代的一些特征。“和谐世界”的理念深刻反映着普遍联系的现实要求，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政治上，“和谐世界”首先强调要建立一个法制世界。各个国家之间应该和平共处并以和平方式，通过对话、协商和谈判解决争端和冲突，反对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各国应该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各国有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保障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加强合作，努力实现地区和平稳定。建设“和谐世界”，还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发挥国际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在经济上，“和谐世界”强调共赢、共荣，致力于实现全球经济和谐发展。国际社会不和谐的最根本原因是发展问题，是发展不平衡、发展速度不快的问题。应该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互利合作，应该使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受益，而不应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努力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消除贫困，积极推动区域和全球经济合作，建立开放、公平、规范的多边贸易体制，营造健康有序的贸易环境和稳定高效的金融环境；通过全球“能源”对话和合作，共同维护能源安全和能源市场稳定，为世界经济增长营造充足、安全、经济、清洁的能源环境；应该积极促进和保障人权，使人人享有平等追求全面发展的机会和权利。在文化上，“和谐世界”鼓励文明的对话，致力于实现不同文明和谐进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各国应该维护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坚持平等对话和交流；各国根据本国国情探索发展道路的努力应该得到尊重，应该承认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的差异；不同文明和社会制度，应互相取长补短，应以平和、包容的心态看待彼此的差异。差异不仅不应该成为冲突和矛盾的根源，而应该成为相互借鉴和融合的动力，使世界上所有文明、所有民族携手合作，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三、对矛盾性质的科学判断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斗争有两种基本的形式：对抗性的形式和非对抗性的形式。解决事物矛盾的方法是由事物矛盾的性质决定的。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就不同。“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一般说来，对抗性矛盾发展到最后阶段必须采取对抗的形式才能解决；对于非对抗性矛盾则只能采取非对抗的形式去解决。正确认识矛盾的性质是是解决矛盾的前提。“和谐世界”的理念包含着对时代主题所蕴涵矛盾性质的科学判断。
20世纪后期，世界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有利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总趋势。面对国际形势的这种新变化，邓小平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和谐世界”的理念深化了对时代主题的认识。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指出“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 一方面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生产力显著提高，全球经济保持总体增长，各类全球性和区域性合作生机勃勃，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断推进。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进步。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种种原因导致的局部战争和冲突时起时伏，地区热点问题错综复杂，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许多国家人民的基本生存甚至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国际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在一些地区还相当活跃，环境污染、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严重传染性疾病等跨国性问题日益突出。人类实现普遍和平、共同发展的理想还任重道远。因此，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而和平与发展所蕴涵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随着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随着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矛盾的变化以及国际社会的深刻变动，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成为当今时代不可抗拒的潮流和主旋律。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促使各种力量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大国单边主义霸权图谋，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多极化之下，大国关系也经历了深刻的调整，大国越来越趋向突破相互间历史与现实的矛盾和隔阂，更加注重体现国家利益的相互借重与合作，并形成了多层次的对话、合作与危机处理机制，谋求经济发展以及为经济发展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成为各国的普遍诉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国与国联系更加紧密，为各国在更广领域、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上开展合作、促进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各国间的共同利益日益扩大和增加，整个世界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融的局面，协调与合作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共赢、合作成为各国谋和平、促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以主权平等、和平共处、尊重多样性和反对霸权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推进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制的发展，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现实支撑。
对时代主题所蕴涵矛盾性质的科学判断,为“和谐世界”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首先，着眼于与世界的关系，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走上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适应时代特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在20多年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过程就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国之所以选择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因为和平是发展之基，发展是和平之本，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发展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这样一个和平的环境，得益于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国对外坚持和平发展，就是要把中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推进中，中国政府和人民不断通过自身的发展，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增添积极因素。同时，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坚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以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只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共同繁荣。同时，着眼于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和谐世界理念则对当今国际政治和国际秩序应如何发展提出了努力方向。国际关系民主化和解决南北关系的发展差距问题是“和谐世界”的核心内涵。“和谐世界”强调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肯定联合国的作用和多边主义的价值，鼓励和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经济优先，在政治关系中去意识形态化；在国际关系中寻求双赢，寻求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在解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方面，中国主张，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使21世纪真正成为“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纪”。
胡锦涛主席提出的“构建和谐世界”重要思想既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理论创新，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核心目标。从根本上看，它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远大理想与长远目标，其实现将是一个渐进、漫长而又曲折、艰难的过程。但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代表了国际关系发展的方向和时代进步趋势，符合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必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而最终实现。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科社所助理研究员)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