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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恋爱与拒绝婚姻
——20世纪20至40年代女性笔下的婚恋主题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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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20至40年代，女作家笔下的婚恋题材，常常表现出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而对婚姻则表现出明显的拒绝和排斥。在她们看来爱情往往和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维护个体的尊严相提并论，凸现女性的主体意识。同时，她们又意识到婚姻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女性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在婚姻中两性不平等的关系没有被彻底改变之前，当女性还有可能沦为性工具和生育机器的时候，必然会有一些女性为了事业而拒绝婚姻。在她们看来，只有事业的成功才能确保自己的人格独立。由于两性不平等的关系迄今为止也没有彻底改变，因此女性批判和拒绝的声音此起彼伏，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在女性解放和女性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
关键词：自由恋爱；拒绝婚姻；女性文学；婚恋主题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3—0213—05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陈衡哲(1890—1976年)、冰心(1900—1999年)、庐隐(1898—1934年)、冯沅君(1900—1974年)、凌叔华(1900—1990年)、石评梅(1902—1928年)、苏雪林(1897—1999年)、丁玲(1904—1986年)、白薇(1894—1987年)、陈学昭(1906—1991年)、谢冰莹(1906—2000年)、萧红(1911—1942年)、杨绛、张爱玲(1920—1995年)、苏青(1917—1982年)等人先后登上文坛，她们以前所未有的创作姿态树起了女性自我解放的里程碑，掀开了女性文学崭新的一页。她们从创作之初，就流露出鲜明独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对女性解放的关注，她们在探索和书写新旧交替时代环境中女性的生存困境和生命体验方面，超越了同时代的男性知识分子精英。
这一女性创作群体的成员几乎都受过现代高等教育，不少还曾出国留学，她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有了现代意义的自我认识，开始有意识地摆脱封建伦理道德和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她们书写女性的婚恋心理、乃至隐秘的性爱意识，她们反叛传统的贞操观，宣扬自我的人格尊严，理直气壮地用文学的形式争取女性作为“人”的地位和权利：“我以一个人间的权利，我以女性的自己的主张的权利，我为使生活独立使个性发展的权利，我要自由地生活——为身后而斗争为理想而斗争为事业而斗争的权利”①。
在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她们承继了晚明以来女性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和探索，并在创作中将其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她们的经历和创作真实地展现了新旧交替时代女性艰难的精神成长历程，以及她们试图把握自身命运的艰苦努力。
“在人的觉醒和女性的举行的思想潮流中，娜拉的形象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原型，她的离家出走，构成了一整代人的行为方式，而她的名言
收稿日期：2007—01—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岸女性小说创作形成比较研究》(05BZW05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则成为她们精神觉醒的宣言。”②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为了维护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自由自主的权利，而毅然离开了把她视为玩偶的家庭。但是对于中国女性的历史和命运而言，娜拉的出走无疑有着极为鲜明突出的反封建的意义。因此，胡适在《终身大事》中将田亚梅的出走本土化为反抗包办婚姻、争取恋爱自由。中国“娜拉”——田亚梅的离家出走，标志着几千年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开始逐渐让位于青年男女的自主婚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作家，大都经历过社会和家庭的重重围困，尝到过专制家庭和包办婚姻的苦楚，并且她们几乎都是正当青春年华的时候开始创作，因此她们关注的焦点首先就是女性的婚恋问题。“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③抱着如此的态度和决心，先觉的女性开始踏上荆棘丛生的婚恋探索之旅。
在当时的文坛，冯沅君的创作以其反世俗性与开创性在婚恋题材中独树一帜。她在《旅行》、《隔绝》和《隔绝之后》三篇相互联系的小说中，真实地记录了刚刚觉醒的女性大胆追求爱情自由的心声。
冯沅君笔下的女主人公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和积极方式走上了历史舞台：“我们所要求的爱是绝对的无限的。我们只有让它自由发展，决不能使它受委曲，为讨旧礼教旧习惯的好。在新旧交替的时期，与其作已经宣告破产的礼法的降服者，不如作个方生的主义真理的牺牲者。”④在与封建世俗抗争的过程中，她虽然深知这一叛逆的行为将招致他人的贬损和家庭的不容，但她也“只当他们是道旁的荆棘，虽然是能将我们的衣服挂破些，可是不能阻止我们的进行的”⑤。她对于爱情的态度是坚定而执着的，“我们的爱情是这样神圣纯洁”⑥，“我不怕，一点也不怕!人生原是要自由的，原是要艺术化的，天下最光荣的事，还有过于殉爱的使命吗？总而言之，无论别人怎样说长道短，我总不以为我们的行为是荒谬的。”⑦
为了爱情而愿牺牲一切的信念到了《隔绝》和《隔绝之后》中，得到了彻底的体现。小说的女主人公 纟
隽华无法抛却母女之情，明知可能会自投罗网，还是冒险回家探亲，结果因为她不接受封建家庭包办的婚姻而被母亲幽禁起来。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她虽失去了自由，但在精神上却毫不屈服，“立志要实现易卜生、托尔斯泰所不敢实现的”⑧。她依然对理想的爱情信念誓死不渝地坚守着：“我们的历史确是我们自己应该珍重的。我们的精神是我们自己应该佩服的。无论如何我们总未向过我们良心上所不信任的势力乞怜。我们开了为要求恋爱自由而死的血路。我们应将此路的情形指示给青年们，希望他们成功。”⑨
纟 隽华原本计划跳墙逃走，与士轸返京。然而因为母亲晚上突发急病，逃跑成为泡影。 纟
隽华不甘心成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选择了服毒自尽，以身殉情。她在临死前给母亲写下一封遗书：
我爱你，我也爱我的爱人，我更爱我的意志自由，在不违背我后二者的范围内，无论你的条件是怎样苛刻，我都可以服从。现在，因为你的爱情教我牺牲了意志自由和我所最不爱的人发生最亲密的关系，我不死怎样？⑩
随着 纟 隽华的离去，士轸也自杀殉情。一对为争恋爱自由而牺牲的恋人，用生命实践了“纵然老虎来吃他们，他们也要携手并肩的葬在老虎的肚里”的爱的誓言。
这三篇小说主要取材于冯沅君表姐吴天的婚恋故事。吴天曾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经过绝食反抗和亲人的帮助，最终取得胜利。冯沅君本人也曾冲破家庭的阻力，前往北京求学，并挣脱了包办婚姻的枷锁，与志同道合的陆侃如(1903—1978年)结合。女性现实中的幸福结局，在冯沅君的笔下却成了悲剧故事，这样的改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最先觉醒的这些女性已经意识到个体的胜利在当时并不具有普泛性的意义，对于绝大多数女性来说，“恋爱的路上的玫瑰花是血染的，爱史的最后一页是血写的，爱的歌曲的最终一阕是失望的呼声”。
此外，在冯沅君的笔下，女性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是与男性相互扶持、相互鼓励前行的，两性是处在一种平等的地位。而在胡适的《终身大事》中，两性关系依然是沿袭传统的不平等格局：男性居高临下地指导女性，女性顺从地接受男性的引导，走上新的道路。田亚梅因家庭反对而处在矛盾中，此时她的恋人陈先生说：“此事只关系我们两人，与别人无关，你该自己决断。”田亚梅随即做出决定，与恋人一同出走。由此可见，在田亚梅和陈先生的关系中，陈先生起着主导作用。《终身大事》中的两性模式在此后男性创作中都极为常见。
身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和屈服者，胡适以一出大团圆的喜剧，号召青年男女起来争取自己的幸福；而冯沅君作为现实中的胜利者，却以一幕沉重的悲剧，向世人展示在争取幸福的道路上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两相对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两性在创作心理方面的差异，以及对女性解放认识的不同。
在当时的女性笔下，自由恋爱大多带有极为浓重的悲剧色彩，如苏雪林的《棘心》，石评梅的《这是谁的罪？》，庐隐的《灰色的路程》、《时代的牺牲者》、《象牙戒指》，丁玲的《梦珂》等等。作为较早叛出家门的一批女性，她们不但常常要面对亲情和爱情的冲突、社会的责难，而且还要时刻小心提防男性布下的种种陷阱。她们接受过新式教育，传统道德观念已相对薄弱，然而一旦她们发现自己的行为与社会规范的要求大相径庭的时候，她们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种惶恐不安和犹豫逃避的心理，女性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所承受的精神重负，是同时代的男性很难体察和明了的，如田亚梅般的轻松洒脱，几乎不曾见诸女性作家的笔端。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爱情已经成为新道德的一个总的象征……在这场解放的大潮里，爱情与自由具有同等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恋爱和宣泄情感、力量，个人就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充实自由的男人或女人”。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先觉的女性必然要誓死力争婚恋自主权。然而与此同时，她们又意识到婚恋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女性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事业和婚恋的冲突，做人还是做女人的两难选择，这一问题早在晚明就已初露端倪，到新文化运动之后，已经成为知识女性极为关注的一个焦点。在婚姻中两性不平等的关系没有被彻底改变之前，当女性还有可能沦为性工具和生育机器的时候，必然会有一些醉心于男女平等和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为了事业而拒绝婚姻。在她们看来，只有事业的成功才能确保自己的人格独立，如陈衡哲《洛绮思的问题》中的洛绮思，冰心《西风》中的何秋心，袁昌英《玫君》中的李玫君，凌叔华《绮霞》中的绮霞，庐隐《胜利以后》中的文琪，施济美(1920—1968年)《一个落花时节的梦》中的桓浣莲等等。这一选择，体现出现代女性强烈的主体意识和自立精神。
现代女性小说的肇始者陈衡哲，她的代表作之一《洛绮思的问题》是较早反映女性为理想和事业而拒绝婚姻的一篇小说。女主角洛绮思与大学教授瓦德相恋三年后订婚，当他们二人开始筹划结婚细节时，洛绮思陷入犹豫和思索中。她觉得自己更想往学术的道路上发展，担心结婚之后自己的事业会受到影响。她告诉瓦德：“结婚的一件事，实是女子的一个大问题，你们男子结了婚，至多不过加上一点经济上的担负，于你们的学问事业，是没有什么妨害的。至于女子结婚之后，情形便不同了：家务的主持，儿童的保护及教育，哪一样是别人能够代劳的？”洛绮思遂决定取消与瓦德的婚约，专心在大学执教。瓦德尊重洛绮思的选择，不久与另一女子结婚。
十多年后，当瓦德子女成行婚姻已经趋于平淡时，洛绮思在学术上的发展亦臻至巅峰，她开始反思年轻时若选择了婚姻，与现在的学术成就相比较，是否自己会更幸福。抱着这样的想法，她做了一个梦。她梦见自己做了家庭主妇，生了两个孩子。她忽然间“明白她生命中所缺的是什么了。名誉吗？成功吗？学术和地位吗？不错，这些都是可爱的，都是伟大的，但他们在生命之中，另有他们的位置。他们或能把灵魂上升至青天，但他们终不能润得灵魂的干燥和枯焦”。但这刹那间的寂寞和惆怅并没有让她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她清醒地意识到：“若非在她学业已成之后，她在梦中的感觉，也就决不会那么和谐，那么完美的。”于是，洛绮思为自己当时的抉择与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感到满足和自豪。
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洛绮思可谓是陈衡哲“造命说”的具体表述。陈衡哲曾在《运河和扬子江》一文中提出“造命说”，借扬子江之口指出：生命是自己的，而非他人给的，其意义就在于奋斗，即使“筋断骨折”、“心摧肺裂”，也要奋斗到底，因为只有“奋斗来的生命是美丽的”。该文昭示个人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要以坚持不懈的奋斗来开创自己的前途。这既是先觉的女性对中国广大女性的鼓励和期许，也是陈衡哲本人经历的真实写照。
陈衡哲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她的舅舅庄蕴宽(1867—1932年)。庄蕴宽见多识广、思想激进，他不但给陈衡哲讲解了西方的科学和文明，而且还向她灌输了西方女性的独立精神。这让年少的陈衡哲萌生叛逆了思想，她认为只有上学读书，女性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1914年，陈衡哲考取清华学堂赴美留学资格，成为清华第一届七名女留学生之一。利用此次出国深造的机会，她逃脱了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陈衡哲曾经是一位独身主义者，为了理想和事业，她决心不结婚，后被任鸿隽(1886—1961年)的真诚打动，与之结合。
陈衡哲的奋斗经历和“不婚主义”的思想，才使得洛绮思这一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袁昌英笔下的李玫君(《玫君》)与洛绮思颇为相似。知识女性李玫君，曾经和吴子湘是一对恋人，但玫君抱定独身主义，因此拒绝了吴子湘。她对吴子湘说：“你知道婚姻是女子永禁的监牢。她一入了这个门，她一生的意志、主义、能力、学问，都非抛掷于九霄云外不可。你既爱我，又何必定要我牺牲好好的一生于此监牢内呢？帮助我吧!鼓励我做一个完善的人吧!”在玫君心目中，婚姻必然会把女性物化和割裂，使其无法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分手后，玫君出国留学，学成后回国做了教员。此时，吴子湘仍然对她痴心不改，而且从她母亲生前的信中获知吴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玫君才最终同意了吴的求婚。
李玫君曾经和洛绮思抱着同样的看法和态度，走过同样的道路，只不过在结尾处，袁昌英大概想让李玫君去圆洛绮思的梦吧。那么，当洛绮思的梦成为李玫君的现实之后又会如何呢？凌叔华的《绮霞》回答了这个问题。
绮霞和卓群自由恋爱，婚后生活甜蜜幸福。一天，绮霞偶然发现自己心爱的小提琴被虫咬坏，又是心疼又是懊恼。绮霞蓦然发现自己为了繁琐的家务竟然将当初的理想和兴趣全部抛弃。在朋友的鼓励下，她开始重新练琴，然而这却招致了她婆婆的不满，影响了家务事。她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如果练琴便不能做个好主妇，如果要做个好主妇，便不得不放弃练琴。几经考虑，绮霞决定离家出走。她给卓群留书一封，表明自己的心志：
为了家庭的幸福，我曾几次立意抛弃我的琴，但是不久都失败了，我的勇气不给我用了，经过多少次苦思与焦虑，实在找不出两全的方法。昨夜忽然想到了：爱你的日子还长着呢，如若此时不去学琴，将来便没有希望了。
……
以前我同你论过一个理智强的女子，不应当结婚。因为幸福的家庭，大都由感情培养成的。有许多的地方，完全是因了感情牺牲一切成就的，不幸有些理智强的女子也有富足的情感!我的音乐没有成就前，我决不会回家，请你不要找我。
绮霞最终还是选择了和洛绮思同样的道路。五年之后，从欧洲留学归来的绮霞，已经成为深受学生爱戴的教师。已婚的卓群想再见绮霞，却被绮霞拒绝了。
从洛绮思的拒婚到绮霞的出走，一些先觉的女性为了个体的自我发展和人格独立，舍弃了千百年来曾被视为女性唯一的栖息地——家庭。而稍后的个别女性，如谢冰莹、施济美、汤雪华、俞昭明等，她们在创作中甚至连爱情都拒之千里。以《从军日记》而蜚声文坛的谢冰莹曾在《献给失掉了自由的铁》一文中彻底否定了爱情：
爱情是女子的仇敌，女子要想得到解放和自由，只有用理智战胜感情，不做爱情的奴隶。
近来我更感到献身于社会事业，尤其是献身于革命工作的女子，她非抛弃恋爱生活万不能做出半点事的，有人说爱情是没有方法阻止的，但我绝对不相信这话，我只知道如果她是一个真正革命的女性，理智一定能战胜情感，而且她的意志无论处在任何环境，任何柔情热爱之下都始终不屈服的。
上述观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性创作中并不多见，这与谢冰莹自己的独特经历是密不可分的。谢冰莹为逃避包办婚姻，在她二哥的鼓励和帮助下，出走当兵。她二哥曾经对她说过：“这是惟一解放你自己的路，只有参加革命，那个婚姻问题和你未来的出路问题，才有办法。”谢冰莹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她曾宣称离开革命自己就不能生存。她既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以女兵经历而名动一时。
到了20世纪40年代，谢冰莹为事业而彻底否定爱情的观念，在施济美、汤雪华、俞昭明等人的创作中得到了回应。由于她们自身的遭遇，以及身处上海沦陷区的特殊时代环境，她们回避世俗的爱情，以献身事业来寻求女性的自我解放，其中以施济美的创作最具代表性。她在《野草》、《永久的蜜月》、《一个落花时节的梦》等作品中，一再宣扬“将热情寄托在严肃的工作上，不比浪费在温馨的甜梦里更好么”的观点，她认为“为了对大众的爱，应该将对个人的爱淡忘”，“我们应该着手干一些真正的人生的事业”。
施济美的人生选择，可以说是对这种观念做了一个绝好的注脚。她曾和俞昭明的弟弟俞允明相恋。俞允明不愿做亡国奴，奔赴内地，一边抗日，一边读书，后不幸在日军的空袭中遇难。施济美闻讯后，悲痛欲绝，其后终身未嫁。这种人生经历必然对施济美的思想观念和文学创作产生极大的影响。
纵观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女性解放和女性文学，否定爱情的声音极为微弱，因为爱情一般并不会让怀着“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理想的现代女性陷入精神困境，相反，爱情往往和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维护个体的尊严相提并论，凸现女性的主体意识。至于婚姻，由于两性不平等的关系迄今为止也没有彻底改变，因此女性批判和拒绝的声音此起彼伏，几乎不曾间断过，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在女性解放和女性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
①白薇：《炸弹与征鸟》，《奔流》2卷3期。②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6页。③⑥⑧⑨冯沅君：《隔绝》，《创造季刊》2卷2号。④⑤⑦冯沅君：《旅行》，《创造周报》45号。⑩冯沅君：《隔绝之后》，《创造周报》49号。胡适：《终身大事》，《新青年》6卷3号。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第208页。陈衡哲：《洛绮思的问题》，《小说月报》15卷10号。陈衡哲：《运河和扬子江》，《东方杂志》21卷13号。袁昌英：《玫君》，《小说月报》16卷3号。凌叔华：《绮霞》，《现代评论》6卷139期。谢冰莹：《献给失掉了自由的铁》，《文学》1卷4号。谢冰莹：《当兵去》，《宇宙风》7期。谢冰莹：《大学生活的一断片》，《宇宙风》61期。施济美：《一个落花时节的梦》，《紫罗兰(后)》5期。施济美：《永久的蜜月》，《紫罗兰(后)》3期。施济美：《野草》，《紫罗兰(后)》1期。庐隐：《今后妇女的出路》，《庐隐选集》(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页。
作者简介：王萌，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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