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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是和谐社会的生态基础；休闲是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途径，是文明发展的重要补充、矫正与平衡力量，是医治人类自身和自然界创伤的一剂良药，是现代性的解毒剂。
关键词：适度劳动；积极休闲；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是和谐社会的生态基础。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在人类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做好两篇文章，一篇是劳动的文章，另一篇是休闲的文章。“适度劳动、积极休闲”是可持续发展的方法论选项，是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重要途径。
一、生态环境承载力有限，需要适度劳动积极休闲
所谓“适度劳动”，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人类劳动须“适”外部自然生态环境之“度”，即把劳动控制在自然生态环境对于人类活动承载力的限度之内；二是人类劳动须“适”人自身之“度”，即把劳动控制在人自身自然对于劳动的承受能力的限度之内。“积极休闲”也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积极选择休闲”，即为了实现人类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的和谐发展，人类应积极地选择休闲，与己休闲，与天(自然)休息；二是“选择积极的休闲”，即选择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文明的健康的休闲，摒弃消极的异化的休闲。
人与自然的和谐包括人类与外部自然的和谐以及人的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的和谐。人类与外部自然的和谐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利于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二是人类的生产生活对于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不超出自然生态环境对这种影响的承载力。人类与自然的良性互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状态。然而，从现实情况看，由于人类生存必然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能源等生存资料，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键在于使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不超出自然承受能力之限度。生态学的研究表明，地球是一个典型的资源有限的环境，有限环境只能为有限生物的生存提供所需的资源。地球对于人口数量和人类物质需要与活动的承载力是有限的。1991年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共同发表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一书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作了如下界定：“地球或任何一个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的影响就是其承载力。人力对这种承载力可以借助于技术而增大，但这往往是以减少生物多样性或降低环境的生态功能为代价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将这种承载力无限增大。除非人口和资源需求的水平能降低到地球承载力范围以内，否则人类生存持续性是不能保持的。”
生态环境对于人类活动的承载能力的有限性，需要人类节制对自然界的消耗和索取，节制物质生产与消费——对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建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需要积极休闲，适度劳动。
二、过度劳动不利于人类与外部自然的和谐
劳动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物质的存在形态、位置和性质，使之满足人类需要的活动。对于人类来说，劳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劳动及其创造物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不适当的劳动又时刻在销蚀、破坏乃至瓦解这个基础的基础——自然生态环境。工业经济中的劳动危害尤烈。工业劳动主要以改变自然界物质的物理化学结构为主要内容，这种活动的最大特点是制造大自然本不存在因而难以降解的新物质和新废物。所以工业劳动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超过了以往任何经济形态中的劳动①。当这种影响超过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就造成生态环境危机。同时，工业生产中的劳动以大自然不可再生的资源为基础，过度劳动必然造成资源耗竭。工业劳动是消耗地球本金的活动，地球经过亿万年的演化所形成的非再生资源是人类生存的本金，是文明发展的培养基，由于人类的过度开发，这些储量有限的本金在工业文明出现以来短短几个世纪就几乎消耗殆尽。
农业经济中的劳动也存在类似问题。土地、牧场等对于人类劳动的承载力也是有限度的，过度劳动必然导致过耕、过牧，进而导致农业经济的不可持续。
物质生产存在过度劳动问题，精神生产同样如此。精神生产领域的过度劳动造成人的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的关系的失谐(知识分子群体的亚健康、“过劳死”就是突出表现②)，并且导致信息社会特有的“生态环境”问题——垃圾信息。垃圾信息一方面浪费宝贵的经济和人力资源，另一方面使人类的精神生产陷入“信息淹没知识，知识淹没智慧”，信息泛滥而意义匮乏的误区。
生态环境危机的严峻现实，突出表明了人类的劳动已经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
三、过度劳动不利于人类与自身自然的和谐
人的存在具有二重性。人既是社会存在物，同时也是自然存在物，而且人的自然存在是其社会存在的基础。有生命的个体以及由无数个体组成的生物学意义上“类”的自然存在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最基本的前提。正如马克思说，“健康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人的自然存在，也就没有人的社会存在、文化存在和历史存在。健康生存的基础是人与自身自然的和谐，是人的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的和谐。片面强调人的社会性，忽视人的自然性，是现代人对于自身认识的致命误区，这一认识误区是自然生态危机和人类健康危机产生的思想根源。
在前工业社会，人的生存节律及社会运行的节律基本上是与自然的节律和谐同步的。近代工业文明以来，人的社会文化存在与人的自然存在产生了日益严重的冲突，从而给人类的健康生存带来严重的影响。工业文明一方面极大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另一方面给人类带来高速的生活节奏、巨大的精神压力，并且在打乱人的外部自然——生态环境平衡的同时，严重扰乱了人的内在自然的平衡。人的生存的社会节律与自然节律失调，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失调，人为了适应技术的节奏不得不违背在长期自然进化中形成的人的自然节奏，人不得不把自己纳入机器体系之中，服从机器运行的轨道和节律。工业文明时代劳动的技术模式的反自然性使得人的社会存在与其自然存在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诱发过度竞争的制度安排和文化价值观导致的过度劳动则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剧了人的社会生存与自然生存的矛盾。过度竞争与过度劳动使劳动者的生理、心理等方面疾病急剧增加。据研究，人类疾病中有50%—80%是由于心理压力过大造成的。而精神疾病的发生率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节奏的紧张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关联。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者不虚弱，还要有完整的生理、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也就是说，健康应该是身体上、心理上、社会上和道德上的和谐状态。这种和谐说到底来自人类的和谐生活方式。选择劳闲均衡的和谐生活方式，是实现身心协调、缓解心理压力、预防生活方式病的有效手段。休闲所具有的和谐身心的健康价值越来越受到广泛的认同与重视。
过度劳动既损害人的外在自然，也损害人的内在自然。生态环境危机和人类健康危机告诉我们，人类文明必须在更高的层次和水平上重建人的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人类生存的社会节律与自然节律的平衡与和谐。为此，人类应选择适度劳动、积极休闲的生活方式，把劳动控制在生态环境承载力的限度和人自身自然的承载力的限度之内，使人的社会存在适应人的自然存在，而不是一味使人的自然存在服从人的社会存在。
四、利用休闲的生态价值，建设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
休闲的生态价值是指休闲所具有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功能，包括作为生活方式的休闲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减压功能和作为产业形态的休闲对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功能。
1休闲生存方式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减压功能。从生产方面说，适度劳动、积极休闲意味着减少人类对于自然的物质变换，减轻人类劳动对于生态环境与资源的冲击与压力。当人类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依靠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文化价值的引导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当“生存而不是占有”的价值理性以及由这种价值观主导的制度安排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的生存方式时，人类就有望改变和克服长期以来在处理自身与自然关系中的所存在的盲目性、自发性和破坏性，自觉控制与合理安排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自觉选择积极休闲适度劳动的生活方式，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消费方面说，积极健康文明的休闲生存往往同简单生活进而同物质的节约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只有崇尚和安于物质的简单，才能拥有真正的休闲，而只有拥有不为物役的非功利的休闲心态，才能安于和乐于简单生活。二者相辅相成。休闲生活方式与简单生活方式可以说一而二、二而一的。休闲与简单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早在2000多年前的道家休闲哲学中就得到了深刻的揭示。在道家看来，合于道的生存方式是简单而休闲的生存方式。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道，其最基本的意思就是顺应自然。顺应自然的途径就是通过“减法”把生活简单化。老子认为，道的生活是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这种返璞归真，一是指生活的简朴，二是指生活的单纯与天真。③老子将“朴”比喻为一种婴孩状态：“常德乃足，复归于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④。婴儿的生活是简单的，没有复杂的功利心态(机心)。惟其如此，才能不被物役、不为物累，才能逍遥而游，获得自然本真的生命体验。“简单—休闲—道(自然)”，是道家哲学昭示的得道路径和生存智慧。哲学是生活方式，注重精神内涵、简单、简朴、简约的休闲生活方式是环境哲学的核心，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基础。
休闲作为生活方式之所以具有生态价值，是由休闲区别于劳动的特点所决定的。精神性、非功利性和自由性是休闲的主要特征。这些特点决定了，与劳动相比休闲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不同的情形。劳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功利的，休闲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审美的。审美活动以欣赏与体验为主，不以改变自然界物质形态和性质为主；以欣赏为主，不以占有和消费为主。劳动是谋生的功利性活动，休闲是乐生的审美性活动。谋生的活动必然要占有和消耗对象，乐生的审美活动不必然占有和消耗对象。休闲提高人的审美需要与审美能力；审美需要与能力的提高，反过来促成并强化人与自然的休闲关系(非功利性关系)。人在休闲中与自然关系的审美性同人在劳动中与自然关系的功利性，决定了休闲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积极意义及劳动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消极影响。
2休闲产业对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功能。休闲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降低经济增长的资源消耗与环境影响。休闲经济实质上是生产和消费“意义”的意义经济，从物质经济到意义经济的转变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首先，与物质经济相比，意义经济的价值构成主要不是自然资源，而是知识文化资源。休闲产业的发展及其在经济总量中比重的增加将意味着降低经济增长对于自然资源的依赖。其次，与物质经济的资源利用模式具有明显的消耗性相比，意义经济所依托的知识文化资源则具有非消耗性。最后，绝大多数意义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不产生自然界无法降解的废物。随着休闲经济的发展，以消耗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物质经济、硬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例逐步下降，而以人文资源为基础的意义经济、软经济的比例则大幅提高，从而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经济结构。
适度劳动积极休闲是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维持生态平衡、减轻人类活动的环境压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过度劳动已成为自然环境的最大扰动因子。“明智休闲”是医治自然界创伤和人类身心创伤的一剂良药，是现代性的解毒剂。
五、建构适度劳动积极休闲的生存方式
休闲对于构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人类应抛弃长期以来过度劳动的生存方式，建构适度劳动积极休闲的生存方式。
1抛弃主客二分的机械思维方式，树立系统性整体性的生态思维方式。人类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永远是大自然的一员，这是人类最基本的存在。人类的思维方式应反映和适应人类的这一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为此，人类应在观念和实践上真正把自身的生存纳入地球生态系统之中，作为生态系统的一分子来审视自己的存在，而不能像过去那样，愚妄地把自己作为凌驾于自然生态系统之上的“主体”，从而把人类的社会存在与人类的自然存在对立起来。作为生态系统的一员，人类的生存任何时候都不得不依赖于系统整体。因此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索取和干预必须有所节制。如果人类的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系统的影响是负面的，如果这个负面影响是自然界难以承受的，那么人类就应该自觉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直言之，如果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与消费超出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人类就应该抛弃过度劳动过度索取的生活方式，建构适度劳动积极休闲的生活方式。
2重建价值理性，重视精神向度与全面发展。构建适度劳动积极休闲的生活方式，必须树立以人为本、注重人的精神向度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观，抛弃以物为本、片面注重物质财富和物质享乐的价值观。人类价值追求的物化，是导致过度劳动的精神动因。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表明，当物质财富达到一定水平时，物质财富的增加与人的幸福感便不再具有必然的内在的对等关系。把幸福的追求变成对物质财富最大化的无止境的占有，是人类生存的严重误区。现代人毕生奔忙，为物所役，沦为片面发展、伤天害己的贪婪饕餮。这种“单向度人”是资本所需要的，是资本主义文化造就的，是资本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资本所主导的大众传媒通过各种方式诱导人们去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单向度人”拼命赚钱和拼命花钱的过程中，资本的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得以实现。然而，这种利润的最大化是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建构劳闲均衡的生活方式，利用休闲促进生命质量的提高，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3反思人类劳动，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劳动观和休闲观。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是通过劳动与自然界发生联系的。因此，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应该反思人的劳动，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应该改变人的劳动。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谐，就是因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两个方面出了问题：一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不科学的劳动(妄为)，二是超过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承载力的过度劳动(过为)。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种种失谐现象，都与人类劳动中存在的妄为和过为有直接关系。
如何改变人的劳动以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一是降低劳动的盲目性，提高劳动的“科学性”，二是抑制过度劳动，提倡劳动的“适度性”。长期以来，人们较为注重劳动的科学性，而劳动的适度性却没有引起应有重视。劳动的科学性无疑是重要的，但是仅有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人类的认识永远具有局限性，而基于这种认识的实践——劳动的后果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同程度的负效应和不确定性，这就决定了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人类认识是把双刃剑，它在为人类带来当下效益的同时，往往潜伏着远期效果的不确定性。因此，和谐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能仅仅依靠科学技术，不能自以为有了科学技术就可以忘乎所以、有恃无恐。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要过分陶醉于对于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或迟或早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报复人类。人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亚里士多德和孔子告戒我们的最朴素的真理、最古老的生存智慧：适度和中道。人类既需要以科学劳动克服妄为，又需要通过适度劳动约束过为。因此应把休闲作为修复人与自然关系、弥补人的发展的片面性、矫正文明发展方向的重要平衡力量。这是休闲对于人类文明健康发展所承载的重要价值之一。这一重要价值是人们重新认识休闲、为休闲正名的最深刻的根据。
自从人类出现以来，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长期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这种情形极大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意识和生活方式。它使得人类的主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长期存在着过分片面推崇劳动的倾向，休闲则处于否定性和边缘化的状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这种强大惯性力量是人类选择和认同休闲生活方式的最大障碍。对此，早在20世纪60年代，一位西方学者就忧心忡忡地预言：经济必然性并非人类永恒的难题——如果没有大规模战争和大规模灾难性的疾病，人类在100年之内就可以告别物质匮乏，但是，对人类来说，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福音还是灾难尚难断言。因为，久已习惯了劳动为主要内容的生存方式的人类，一旦告别了物质匮乏将不知道怎样生活。所以必须首先为休闲正名，在个体价值追求和社会文化价值评价上实现对于适度劳动积极休闲生活方式的肯定与认同。
4以人为本，建立有利于休闲的社会制度与政策。首先，建立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抑制过度竞争和过度劳动。人类的过度劳动是由于在物质财富领域的过度竞争引起的，而过度竞争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造成的。现代社会，驱使人类过度劳动的原因和动力，不是物质财富无法满足生理需要的绝对匮乏或是物质性匮乏，而是制度安排造成的相对匮乏或者说是精神性匮乏。现代人追求物质财富最大化的动机主要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生理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心理需要和社会竞争需要，是为了在社会制度导演的激烈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正是这个制度性缺陷，抵消了科学技术发展所释放出来的闲暇时间，甚至造成闲暇时间与劳动生产率提高成反比的不正常状况。因此，为了增加闲暇时间，必须反思与矫正引起过度竞争与过度劳动的经济与社会制度，建立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相对注重公平的社会制度。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别，抑制两极分化。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尽可能提高保障水平。其次，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处理好劳动与休闲的关系。在制度与政策设计上尽可能做到把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均衡分配，避免劳动时间与劳动机会向一部分人过分集中，克服一部分人过度劳动休闲不足、另一部分人劳动不足“被迫休闲”(即失业，西方学者称之为“虚假休闲”)的两极分化现象。过度劳动和高失业率并存是我国当前劳动就业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二者互为因果、相互强化。在不少地区和行业，超时工作现象相当普遍。过度劳动已经和正在对于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生活质量及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乃至社会和谐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应运用法律和政策手段对过度劳动进行必要的规范和制约。对于那些公然违反劳动法，以各种方式强迫或者默许劳动者进行超时劳动、过度劳动的行为坚决予以纠正和制止。同时，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如“工作共享”)，研究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分配劳动机会与休闲时间的政策和措施。最后，制订和实施有利于休闲事业发展的公共政策，建设满足人民群众休闲需要的基础设施。一是发挥政府作用，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休闲需要、提高其生活质量为本，加强休闲设施建设，提供丰富多样的公共性休闲产品与休闲服务。二是在正确的价值引导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市场主体向健康积极的休闲产业投资，满足不同人群的休闲需要。
5选择积极健康文明的休闲，摈弃异化休闲。异化休闲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把休闲等同于物质消费，尤其是奢侈炫耀性物质消费。异化休闲和过度劳动对于自然和人造成双重伤害。异化休闲和过度劳动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二者相互造就、相互强化，形成恶性循环的怪圈。异化休闲常常成为过度劳动的动力和诱因，人们为了异化休闲——炫耀性物质消费而过度劳动。在资本主导的大众文化的诱拐下，这种荒诞的生活方式成为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主流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正伴随全球化的浪潮向全世界蔓延，对于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的健康与全面发展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为了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及可持续发展，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构以人为本的生态友好型休闲生存方式。
①王景全：《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看休闲》，《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第6期，第93—97页。
②闵建颖：《知识分子长期过劳 “过劳死”敲响警钟》，解放日报2005年10月31日。
③胡伟希：《中国哲学中的休闲》，《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4年第4期，66—69页。
④老子：《道德经》第28章，转引自任继愈：《老子今译〈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作者简介：王景全，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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