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人们对郁达夫误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却众所周知的历史因素之外，恐怕其自身复杂的性格、放荡不羁的私生活、悲欢交织的爱情行旅和良莠相间的交游活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赤者嫌其白，白者嫌其赤。笔者在反复阅读郁达夫遗著、大量搜集和考订有关其生平史料的基础上发现，“先生的思想、人格、文字，实在太深沉广博了。要想写他的评传，真也有点不容易。譬如一座高山，近瞻远瞩，面面不同。写出了此，就不免遗漏到彼……"(郁达夫《鲁迅逝死一周年》)惊叹感慨之余，便产生了一个宏愿，要把郁达夫放在他所处的那个大时代里，对其周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进行认真梳理，对其作品进行认真研究，对其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意在找出其规律性的东西，为进一步正确理解新文学史上的一些扑朔迷离的复杂现象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则是要廊清散漫在他身上及周围的各种迷雾，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也可洞悉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态心貌，并能从中领略到从清王朝覆灭到抗战胜利这几十年间中国社会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缘。

    经过十数年认真、全面、深入、细致地研究和探讨，我以为，要想还原出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郁达夫来，就必须先将以下六个问题理出个头绪，弄他个清楚明白。

    一、郁达夫的婚姻爱情观

    以炽热的情感、虔诚的心灵、博大的胸怀，努力不懈地去追求新时代具有文化知识和青春气息的浪漫女性，并希望从她们那里得到纯洁的拥抱、温柔的慰贴，来弥补精神上的创伤和空虚寂寞的心灵，是构成郁达夫绚丽多姿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此作为生命历程的起航点，便导演出了他一生中三次结婚两次离异及多次婚前婚后恋的悲壮剧。

    爱，就爱它个热烈真诚，畅快淋漓；决裂，就来它个干净利索，清澈见底。这就是郁达夫的婚姻爱情观。他一生都遵循着这个原则行事，从没有违背过。

    郁达夫对女性的追逐和爱恋，在很大程度上是灵的需求，而非肉欲的满足。从少年时代起，他就视女性为圣洁美和崇高美的象征，一直是在幻梦中生活，清醒之日，便是爱情进入坟墓之时。我在《水样的春愁》中论及到郁达夫的初恋时曾这样写道：

    郁达夫是一个诗人气质十分浓重的人，从就读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起，便开始孜孜不倦地追求崇高和圣洁的美。但清王朝末年污浊黑暗的社会现实，却使他的理想难

    以实现，失望之余，知音难觅，圣洁难求的孤独感也就随之产生了。就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下，天真烂漫，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女莲仙闯入了他的情感世界里，顿时感到生活中有了充实的美，继之，崇高和圣洁美的灵光也不时地在眼前浮现。反复数次，他发现，莲仙在他的心目中已成了崇高和圣洁美的象征。数年来追求的理想实现了，他感到生活中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欣慰和满足。为了尽情地享受这理想变为现实的聿福，他便由过去对艺术美的追求转向对莲仙血肉之躯的热恋，而到了杭州求学时代，无论是在理想境界方面，或是在文化修养方面，他都进入了一个更高级的阶段，站在新的高度来回首少年时代的往事，自然会觉得有许多事情是幼稚可笑的，当时所极力追求的艺术美原也不过是如此而已。这样，作为崇高和圣洁美象征的莲仙便自然在他心目中失去了追求的价值。

    综观郁达夫一生的婚姻爱情纠葛，始终都是受这种指导思想支配的，即从倾慕到热恋再至失望到最终分手，冬去春来，周而复始，从未超越这个“爱情"的怪圈。

    二、郁达夫泛爱女性心理形成的历史轨迹

    郁达夫一生中曾三次结婚，两次离异，多次婚前婚后恋，而且每到一处都对那里的女性产生异样的感觉，创作上也随之会出现新的起色和亮点。之所以在郁达夫身上会出现这样的奇迹，这除受他独特的婚姻爱情观支配外，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他的泛爱女性心理有关。

    在郁达夫的眼睛里，所有的女性都是可亲可敬的，个个都值得男人们去追求、去怜悯、去爱恋。

    促使郁达夫产生泛爱女性心理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他幼年及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所致。

    由于父亲的英年早逝和两位哥哥长期在外求学的原因，造成了郁达夫从三岁至十五岁这个黄金时代的生活环境，始终是以女性为核心的世界。祖母、母亲、使婢翠花和邻居家的少女赵莲仙等，即是他这个核心世界里的主要精神支柱。她们的言论、行动、情感及生活方式都“润物细无声"地在潜移默化着年幼的郁达夫。从两代寡妇——祖母和母亲那里，他懂得了什么叫刚毅坚强以及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存的道理，从使婢翠花那里，他知道了什么叫善良、淳朴、高尚和人间真情。从小学时代的女友莲仙、倩儿等人那里，他品尝了爱情的琼浆玉液，并且还领悟了“爱"的真谛。这几点交织融合在一起，便使郁达夫产生了一种对女性的泛爱心理。以后每当在人生的征途上遇到坎坷和曲折的时候，他都自觉不自觉地到女人那里去寻求心灵的安慰和精神的寄托。

    三、甜蜜的爱情和不幸的婚姻对郁达夫创作的影响在长达数十年的婚姻和爱情的纠葛中，既给郁达夫带来了充满甜蜜的欢乐，同时也给他留下了许多难以启齿的苦痛和悲伤。但这二者的混合交织却不期然地成就了他那光辉灿烂的文学大业。

    少年时代和赵莲仙、倩儿等新潮少女初恋时，感情激越奔腾，笔走龙蛇，写下了数百篇天真烂漫、辞藻华美的诗词歌赋，描摹出了那个时代少男少女追求自由、追求幸福、追求爱情的心灵轨迹。

    在东洋岛国留学时有所爱，而始终得不到爱的痛苦磨难，成就了他那曾震撼过一代青年读者心灵的光辉名篇《沉沦》。

    与第一任妻子孙荃的感情波折，生活炼狱，使他产生了《茫茫夜》、《茑萝行》等扛鼎之作，在“五四”新文坛上风靡一时。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与杭州四大美女之首的王映霞的幸福结合，使他再度焕发青春，创作也达到了高峰。像风光旖旎、引人人胜的山水游记《屐痕处处》，清新美丽的小品文《闲书》，抒情诗般的《东梓关》、《迟桂花》、《碧浪湖的秋夜》等小说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而与王映霞的婚变，则使他写出了轰动一时的《毁家诗纪》。

    总之，无论是表现“五四"青年性苦闷的《沉沦》，还是抒发作者愤世嫉俗情感的《毁家诗纪》，抑或是赞美大革命时代追求进步女性的《她是一个弱女子》等，都是长期蕴藏在他心中的爱和恨相互撞击时所进射出的耀眼火花。

    四、郁达夫“外圆内方”的处世哲学

    年轻时代的郁达夫，特别推崇英国19世纪初叶“交游最广，和同时代的作家都处得很好"的浪漫主义诗人莱汉特，并且希望自己“将来在中国文坛上也能作个莱汉特那样的人。”终其一生，他也的确实践了自己年轻时代立下的诺言，在纷繁复杂、气象万千的“五四”新文坛上他是朋友最多的一个，也是大家所公认的“稳健平和，不至于得罪人"的好好先生。在新文学团体内部，除十恶不赦的民族败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帮凶之外，他与其中任何一位都能友好相处，善始善终。革命阵营内，他的朋友有像鲁迅、郭沫若、瞿秋白、茅盾等忠诚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在进步势力和中间力量方面，他的朋友更是不计其数——像郑振铎、叶圣陶、蒋光慈、阿英、许钦文、沈从文等成绩卓著的左翼作家，都和他保持着亲密的来往；能够坚持用白话进行创作，反对文言复古的一些文人，郁达夫也仍以“朋友"待之，如他与胡适、徐志摩、林语堂、陈源等人的关系就是范例。

    郁达夫在“五四”新文坛上之所以能够左右逢源，朋友遍天下，这是由他“外圆内方”的处世哲学所决定的。
“圆”——系指郁达夫的交游广、朋友多，不管是什么风格、什么流派的作家，只要能够坚持“五四”新文学的大方向，热爱祖国，追求进步，人格光明磊落，他都能够友好相处；而一旦失去这个前提，“方”的一面也就露峥嵘了，不管你是何人，彼此的关系多么密切，他都会毫不客气地与之决裂，并以敌人视之。

    周作人是郁达夫当时最敬重的朋友之一，俩人的关系一向很密切，周作人曾多次对人讲，他不佩服鲁迅的小说，而对郁达夫的小说却情有独钟，并多次为其唱赞歌。是他的《自己的园地，沉沦》的出现，才使得骂郁达夫“诲淫"和“造作的文坛壮士，才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就是这样的一位“挚友"，一旦沦为汉奸，郁达夫也毫不客气地撰文挞伐。又如北伐战争时期，他因误解创造社同仁与蒋介石军阀政府的合作，便毅然和他们断绝往来，视同陌生人，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彼此间的误会消除后，政治观点又趋同一致时，马上又是兄弟，和好如初。

    五、郁达夫是“五四”新文坛上的“和事老”

    “五四”新文坛上不同的流派、不同风格的社团多、杂志多，人与人之间也因文学主张不同而分成一群群、一团团，这样也就造成了社团与社团之间，杂志与杂志之间，作家与作家之间经常发生相互攻讦，摩擦不断。这样也就需要一个德高望重、学识渊博、通情达理、无论是哪一方哪一派都能够接受的“和事老"来调解彼此间的争执。

    这个“和事老"的角色在当时非郁达夫莫属。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双方激烈争论正酣的时候，是郁达夫借郭沫若《女神》出版一周年之际，把双方在上海的会员召集到一块开了个纪念会，以求“把微细的感情问题，偏于一党一派的私见，融合融合，立个将来的百年大计。"

    围绕女师大风潮，以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人为首的“语丝”派，和以胡适、陈西滢等人为主的“现代评论”派争斗得如火如荼，郁达夫站在中间立场上，以客观的态度，不偏不倚，不左不右，指东道西，调解矛盾，缓和气氛，以求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对郁达夫的调解，双方都颇以为然。陈西滢等人向鲁迅“求和”休战时，还是郁达夫从中传的话。

    鲁迅性情刚烈，嫉恶如仇，新旧朋友都既敬之又惧之，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定居上海后，时常与朋友发生矛盾，而一旦矛盾出现，双方都不能自行解决时，无一例外地都请郁达夫出面调解。如1927年，北新书局长期拖欠鲁迅版税，累积达一万四千元之巨，多次索要不得时，鲁迅只好请律师准备诉诸法律，以求公正解决。北新老板一看形势对自己不利，一天就向暂居杭州的郁达夫发了两封电报请他回上海调解，而鲁迅也在同一天既去信又发电报，敦请郁达夫出面解决这件事。而这时的郁达夫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接到双方的电报，只好牺牲计划中的创作，不辞辛劳地奔波于沪杭之间。经郁达夫的调解，双方重新握手言好。

    1931年，《文学》杂志的主编傅东华在杂感《休士在中国》里发表了对鲁迅不敬的言辞，鲁迅看后非常反感，一方面写文章声明傅东华文中所言非事实真相，另一方面则写信责怪

    《文学》杂志编委会，扬言要退出编委会。

    傅东华原没有想到问题这么严重，只是兴致所至，随手拈来而已，一看事情闹大了，急忙请茅盾召集编委会商量解决办法。编委会的意见，一方面委托茅盾出面代表编委会向鲁迅道歉，请其原谅，另一方面则公开发表编委会向鲁迅道歉的书面函。尽管如此，鲁迅的怨气仍未消除，决意要退出《文学》杂志编委会。茅盾等人无计可施，最后还是请郁达夫出面，才算把这事摆平。

    六、郁达夫是鲁迅和共产党员作家之间的联络员

    鲁迅在京城期间，和共产党员作家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来往，而活跃在南方的共产党员作家对鲁迅也存在着偏见，更没有认识到鲁迅新文艺旗手的地位和作用。1927年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就是明证。

    是郁达夫多次从中牵线，才使鲁迅和共产党员作家由陌生误解到相知再至战友。像蒋光慈、阿英、郑伯奇、瞿秋白、冯雪峰等人和鲁迅的认识交往，都是郁达夫从中牵线搭桥和斡旋的结果。后来，创造社、太阳社联合起来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并请鲁迅出任盟主，应该说郁达夫在中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以上诸方面是构成郁达夫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的主要内涵。抓住了这个本质性的东西，再结合郁达夫的作品，与他所处的时代，就能还原出一个符合历史真实和性格真实的“郁达夫"来。

    笔者就是遵循这个原则，一步一步、一点一滴地在探索、在研究，并计划以四个专题来完成这项工程。

    四个专题是：一是郁达夫的婚姻和爱情，二是郁达夫和同时代的朋友们，三是郁达夫和“五四”新文学社团，四是郁达夫的“行旅"纪事。

    本书是其中之一，笔者力求做到材料翔实、观点新颖、论证严密、语言生动、结构灵活而呈现给读者。

本书由红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