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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76年(德祐二年)，元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陷临安，谢太后衔璧出降，又过了三年，陆秀夫抱9岁的小皇帝赵蹈海毙命，宋朝宣告覆亡。江山易帜，朝代更迭，那些曾经食宋朝俸禄的士大夫顿时成为无所附丽的釜底游魂。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要荣华富贵，还是坚持民族气节？每人都必须作出抉择。围绕这一问题，就有了清浊忠奸之分。
最令人崇敬的当然是那些铁骨铮铮、拒作贰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士大夫。他们毁家纾难，临危无惧，忠魂义魄，至今仍耿耿于斗牛之间。文天祥、谢枋得、李庭芝是他们的代表。文天祥本是一介书生，受任于国势阽危之际，奉命于呼吸存亡之间，但他无力回天，终于兵败被俘。对这一段历史，人们已耳熟能详。他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也是家弦户诵的。其时，元世祖忽必烈为了笼络汉人士大夫，不惜降尊纡贵，亲自向文天祥劝降。遭到拒绝后，元世祖虽下诏将他戮死，但不无惋惜地说：“好男子，不为吾用，杀之诚可惜也。”文天祥为宋朝效忠，却能得到忽必烈的赞扬，靠的是什么？是他的人格力量!倘若文天祥是朝秦暮楚、摇尾乞怜的软骨头，忽必烈还能如此敬重他吗？
堪与文天祥相伯仲的还有谢枋得、李庭芝等人。谢枋得在抗元失败后隐居福建建阳，穷困潦倒，以卖卜为生。元朝统治者将他从穷乡僻壤中搜出，强行押往燕京，逼他皈依，枋得不屑一顾。元朝官员故意指着文天祥就义处让他看，他说：“当年集英殿赐进士第幸同榜，今复得从吾同年游地下，岂非幸耶？”绝食5天后终于殉国。他那崎磊落的气节足以仪型百世，他留下的那些爱国诗篇也足以使顽廉懦立。李庭芝在临安陷落之后坚守扬州，以孤城抗元军百万之师，两次拒绝谢太后要他降元的诏命，宁死不降。“裹尸马革英雄事，纵死终令汗竹香。”李庭芝已经突破了为一姓效忠的藩篱，表达了几千万江南人民不受凌辱、抗击暴政的思想感情。
其次是那些洁身自好，不肯与元朝统治者合作的士大夫。他们有感于黍离麦秀、荆棘铜驼之痛，或黄冠草履，傍徨徙倚于残山剩水之间；或庵居蔬食，悲鸣长号于笔墨文字之中，表现了亡国遗民的高风亮节。郑所南、胡三省、汪元量是其中的佼佼者。郑所南在宋亡后寓居苏州，孑然一身，矢志不娶，坐卧从不向北，以示不肯臣元。他与赵孟是莫逆之交，赵孟降元，他马上划地绝交；他好画兰，但从不画土，人或问之，则说：“地为番人夺去，汝犹不知耶？”工于诗，多是抒发对故国忠贞不贰的情怀，直到抱愤而卒，仍然保持着耿介拔俗的情操。胡三省则是通过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作注，激浊扬清，鞭挞那些二三其德的投降败类，表达怀念故国的无限深情。汪元量在宋亡后随三宫进入燕京，因善弹琴被忽必烈召入宫中，打算乘机行刺。因无隙可乘，遂乞为黄冠道士，萍踪浪迹，往来于匡庐彭蠡之间。他的诗记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间关愁叹之状，凡亲身所历者，一一采摭入诗，被人称为“宋亡之诗史”。文天祥以“风樯阵马，快逸奔放”八个字来评价他的诗。这些人不受名缰利索的羁绊，守节不移，同样值得肯定。明末顾炎武有诗云：“人寰尚有遗民在，大节难随九鼎沦”。用来形容郑所南等人，可谓恰到好处!
世上自有公道在，骨朽人间骂未销。应该受到唾弃的是那些奴颜婢膝、卖主求荣的士大夫。他们平时满口仁义道德，一旦有风吹草动，不跪即降，从而出现了“满朝朱紫尽降臣”的局面。元兵入临安时，“举朝奔窜，留者九人”。如号称状元宰相的留梦炎成为元朝新贵后，积极为元朝搜索江南人才而奔走。宋朝宗室赵孟降元受到忽必烈猜忌，他连忙作诗辩白：“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让他出书联，他又写“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以讨好。尽管他的书法、绘画都冠绝千古，但人品却不值得称道。文天祥之弟文璧仕元，天祥感喟万端：“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天祥以文璧之子文为己后，时人讥之曰：“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间读史各君臣”。更可笑的是，湖州守臣蹇材望铸了一块镌刻“大宋忠臣蹇材望”的锡牌，并备银若干两为埋葬费，日系牌与银于腰间，且遍示乡人，可结果他在元军入城前一日迎降。镇江守臣洪起畏也写诗表示必死之志：“家在临安，职守京口，北骑若来，有死不走。”但敌兵刚至，他已匍匐在蒙古人马前了。这些人受到后世史学家的挞伐也就理所当然。
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忽必烈进攻已经腐败透顶的南宋既不是开历史倒车，也不是侵略，而是兄弟阋于墙的统一战争。他的业绩可圈可点。但是，肯定了忽必烈，并不意味着要否定文天祥、谢枋得等人，他们的气节可钦可敬。他们的名字将永垂青史，彪炳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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